改組為近代史研究所,這只是中國早期文獻的一種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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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增長與脫嵌:近20年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問題意識與進路

壹、引言
在現代學術建制中,專門研究機構的興起使學術走向職業化、組織化,無疑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依託,為學者的分工協作、資源整合、思想交流提供了平臺。近代史研究所作為建國後第一個國家級史學研究機構,在現代史學發展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而迄今為止的史學史多從史家著述著眼梳理建國後史學發展之脈絡,對近代史所甚少論及。[1]
一九四九年四月,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由正定遷至王府井東廠胡同一號(此前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在地),對外稱華大歷史所。一九五○年五月劃歸中國科學院,改組為近代史研究所,[2]成為中國科學院名下第一個成建制的史學研究機構。人員結構大體延續下來。其影響則突破了原來偏處一隅的區域限制,由邊緣進駐全國史壇的中心。
耐人尋味的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由錢三強、丁瓚撰寫的《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建議:中研院史語所大部份已移至臺灣,「歷史部分,沒有成為一個特殊單位的必要,可以併入各大學中」。[3]而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原華大歷史研究室成員趙儷生則提出,新史學建設的具體表現便是新的通史、新的斷代史和新專史的寫定,並建議在科學院設立專門的史學研究機構負責此事。[4]十一月五日,中國科學院接收了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史料整理處。實際上,此時范文瀾已著手以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為基礎,籌建近代史研究所。次年五月一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建國前有識史家如梁啟超、章太炎、陳寅恪等,均對學界詳古略今之學風有所批評;羅家倫一九二八年提議設立中國近代歷史博物圖書館,但他亦深知寄望於國民黨政府則「河清無日」。[5]建國之初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的意向舉足輕重,[6]其苦心卻似乎並未得到理解,一些治古史的史家對此不無異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由范文瀾主持的新史學會春節座談會上,「陳垣發言,責問科學院何以不設歷史研究所,頗憤憤也」。[7]陳垣等在一九五三年繼續呼籲,一九五四年始成立上古、中古史所(按:即歷史一、二所)。[8]向達則在一九五七年借「鳴放」之機抨擊,未首先成立涵蓋全面的歷史研究所,「是范文瀾在裏面阻撓」,並指責范有宗派主義思想。[9]
但究其實,優先成立近史所既有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亦與當政者的構想相合,充分凸顯出近代史的認知、研究對於新政權意識形態之構建極端重要。由於現實政治鬥爭中的實際問題無不由近代歷史演變而來,毛澤東尤為重視近代史的研究。一九四○年夏秋之間范文瀾應邀至延安新哲學會年會上講演中國經學史,毛澤東親臨聽講,並致信范氏「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鬥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鬥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梁章胡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10]范文瀾收到此信後,受到相當大的觸動。[11]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復信何干之表示「將來擬研究近代史」,[12]一九四一年更明確指示:「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做,克服無政府狀態」。[13]
毛的指示予范文瀾的治學取向以極大影響,直接促使范氏及其領導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歷史研究室將研究重心逐步轉向中國近代史領域,[14]至華北大學時期的歷史研究室已然將最主要的任務確定為集中力量研究中國近代史。[15]在此過程中,范文瀾不遺餘力扶植後學,為近代史研究聚集、培養人才。范氏深謀遠慮,先成立近代史所在他而言實為順理成章之事。而且這一選擇的示範作用影響深遠,一九五七年籌建武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即確定以「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為研究重點;[16]同年上海歷史研究所的籌建方案亦以近現代史研究為重心。[17]而此時「厚今薄古」的口號尚未提出。
無須諱言,建國前延安一脈史學機構之宗旨與北大國學門、中研院史語所所尊奉的為學術而學術大異其趣,國共對壘之下,近代史研究在當時更多地具有批判武器的意義。加之受限於研究資料匱乏,當時的學者不以研究高深學問為職志,更著重於歷史知識的普及教育。而伴隨著政權鼎革,唯物史觀派學者經歷了由異端到正統的變遷,如何建設中國近代史學科,增進其科學性,成為他們的首要考量。這種理念與心態的轉變,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早期發展歷程中亦有充分折射。本文擬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入手,以期展示建國後史學發展的複雜面相。貳、
學術研究之理念與取徑
中國近代史在建國初尚屬一門新興學科,其學科體系僅具草創之雛形。范文瀾力主率先成立近代史所,是「希望縮小工作範圍,培養專門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這個薄弱領域得到充實和發展」[18]。如前所述,近代史所建立之初即受到學界質疑,自然面臨快出成果以證明自身的壓力。而從近史所早期學術研究路徑與取向觀之,卻殊少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氣,仍可體會到著眼於長遠發展、遵循學術發展規律的從容心態。一、搜集整理近代檔案史料,推進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
有論者將二十世紀百年中國史學史歸結為史料考訂派與史觀派的對抗消長史,[19]這種涇渭分明的派分難免後來者的先入之見。羅家倫聲稱:「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起於任何時代,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20]。這無疑是見道之語,事實上,中國近代史學科之興起,直接得益於清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發現。[21]范文瀾之見解與羅家倫如出一轍:「我們必須特別重視資料工作,才能動員大批人力投入這個工作裏去。有人認為做資料工作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認為做資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頭。這樣想法是不對的」,資料工作是「一種功德無量的工作」。[22]由唯物史觀派主導的近代史研究所相當重視近代史檔案資料的搜集、整理及傳播。
一九四九年華大歷史研究室抵京後,適此時由文管會交來大批檔案,重約十五噸。[23]范文瀾以四分之三的人員全力以赴整理這批檔案資料,至十二月底清理完竣,共理出檔案4,460包。一九五○年一月開始第二步整理工作,理出信件、電報、公文、總統府、內務部等四十七類,1,720包,寫出卡片5,165個。至是年二月,完成初步分類。此後將此已分類的檔案,作進一步整理,錄成索引卡片9,400餘張。此項工作至一九五○年八月中旬始告結束。[24]
此後,整理近代檔案史料一直是近代史研究所的一項重要任務。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南京史料整理處,隸屬近代史所,為一九六四年成立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之前身。史整處以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民國中央系統檔案為處理物件,[25]范文瀾派王可風任該處主任。[26]成立之初接收檔案近八○萬卷,此後連年不斷接收。截至一九五九年,接收檔案達260萬卷;共整理出210萬卷,編制出的全宗案卷目錄500個,寫出專題卡片二十多萬張,四萬餘個單位、58,000多人次前來查找使用檔案資料。[27]
近代史研究所獨自承擔浩繁的檔案資料整理任務,各高校不無嫉妒之心。何遂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發言:「我在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及西安師範學院等處,聽到這樣一條意見:即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中了數量可觀的材料,但缺乏人去整理,而各地大學歷史系有人也較有時間,就是缺乏材料,這個矛盾需要解決。希望能把材料按地區分下去,大家來整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意見」。[28]這一建議在當時並不現實,將檔案整理的權責均歸於近代史所是當政者的初衷,亦符合當時權力集中的大勢;且平心而論,統一整理的方式自有其優勢,避免了高校各自為政可能造成資料難以完整保管及充分利用。事實上,這些檔案資料歷經文革劫難仍然完好,端有賴於這一集中整理保存的模式。
華大歷史研究室入北京城之初,圖書資料極為簡陋。通過建所前後整理文代會檔案,奠定了一定的資料基礎。一九四九年即成立資料室,由劉桂五領導,人員有李達、駱炎龍。其任務為清理及借還一切圖書資料。一九五○年四月共清理並抄出書目1,700餘種,並將大部書籍予以編目。[29]此後「承各方移贈,院方撥款購訂」,甚至「常到燕京造紙廠,從廢紙中搜集有用材料」,至一九五○年十一月底,「已點清的圖書報刊雜誌,計有平裝書5,237冊,線裝書5,397種,西文日文書籍約三千冊,雜誌919種,報紙39種」。[30]至一九五四年改稱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時,所藏資料已頗豐,並贈送歷史一、二所書籍14,870冊。范文瀾常親自過問資料室工作,先後委派王可風、榮孟源、錢宏、丁名楠、蔡美彪等擔任或兼任資料室正副主任;並要求研究人員除擔任研究課題外,每週至少要抽出兩天時間來協助處理資料室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近代史所成立資料委員會,丁名楠任主任,榮孟源、錢宏、沈自敏、樊百川、予拔、李瑚為委員。[31]一九五九年後,資料室更名為圖書資料室,建立了所一級的圖書資料委員會,商討圖書資料建設的大政方針,以曲躋武為主任委員,對圖書資料室行使業務指導、諮詢和監督之責。除挑選舊書店的書刊資料外,近代史所還大批接收國民黨政府在北平設置的學術機關、學校,以及著名學者遺留的著作與資料。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又接收過中法大學部分舊期刊及少數西文圖書,以後先後還接收海關總署部分書刊資料、河北滄州教會圖書,以及大連滿鐵圖書館部分日文書及滿鐵剪報資料。最初所藏圖書僅區區五千餘冊,至一九五八年藏書量已達十四萬冊。[32]
在近史所早期圖書館資料建設中,私家藏書之捐獻不可忽視。以黃炎培為顯例。黃藏書甚富,其上海鴻英圖書館藏近代早期報刊相當珍貴,且有意將自己所有藏書全部捐獻給近代史所圖書館。范文瀾一九六○年即與劉大年商議:「黃任老有一批史料,可能其中有些可用的東西」。[33]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黃炎培日記:「訊歷史圖書館范文瀾、劉大年,願捐獻圖書。乃複待暑假後進行」。[34]並致函范、劉:「幾年前曾商將所有歷史性藏書捐獻你們圖書館。現書愈積愈多,有『充棟』之患,只有實行前議」。[35]五月七日,范文瀾致信劉大年,讓他與張崇山一起去同黃炎培當面洽談贈書事宜:「上次他送我們辛亥以來報紙,本來說是全部,實際得到的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為當時坐待送來,沒有去當面接洽,事情起變化完全不知道(當然我沒有去同別的機關爭多論少的意思)。此次贈書我意去見見面,比寫封回信似較好」。[36]其後往來多次聯絡交涉,始告功成,[37]近代史所圖書館所藏豐富的近代報刊即多賴黃氏捐獻,黃炎培之日記亦為珍貴文獻。
黃炎培還為搜集、整理近代史料之事出謀劃策。一九六○年他致函范文瀾謂:「前天梁思成同志談起梁任公先生存著沒有完成的遺稿六、七大箱,還沒有處理,這事似值得注意。如過去還沒有聯繫,似可由你老向思成商量一下。也許是研究所的一種寶貴資料」。[38]他曾提議:「若干圖書館聯合起來,更和歷史研究所緊密聯合起來,在適當地點設立各個時期的紀念室,戊戌是一期,以前例如太平天國,以後如辛亥、五四等,把各個時期的書籍、圖畫、物品等,經常地陳列起來,……,可否由歷史研究所領導發動,重點在這些近世史料,到今相距不太遙遠,我所知道私家收藏還不少,把這件事作為十周年國慶的獻禮,將此號召私家收藏品一齊貢獻出來」。[39]此外,柳亞子捐贈其江蘇老家珍藏近代報刊;[40]張之洞之孫張遵騮捐贈了大量張之洞檔案資料,張國淦捐獻了手稿,王崇武、聶崇歧、謝璉造等人去世後,捐獻了其所有私人藏書。還接收了著名清史專家蕭一山部分藏書,包括四庫叢刊和部分中文線裝書。胡適離開大陸後留在北平故居的個人檔案資料,也得到收藏。
在近代史所成立初期的年度科研規劃中,均將資料的整理編纂作為當務之急。一九五○年計畫「收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歷史材料,準備撰述長編」;[41]「近代史方面將全力整理近代史材料,尤以辛丑以後,五四以前為重點」。[42]一九五一年的主要成績「是搜集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史料,編寫長編」。「在近三十年史料的搜集與整理方面確也看了一些書,作了一些文章」;[43]一九五二年亦計畫「廣泛搜集有關資料」。[44]是年九月范文瀾報告五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計畫,強調一定要完成資料長編。十月范文瀾報告時更強調以編寫現代史長編為中心任務,並制定資料編輯計畫;[45]一九五三年工作計畫為「編纂中國近代史長編。本年內完成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史料編纂」;[46]一九五四年總結成績、作出規劃時仍強調「近代史資料的編輯和整理工作,包括整理中文史料的一組、外文史料的一室和整理國民黨檔案的一個南京史料整理處。一九五四年除繼續進行上述工作外,增設一現代史組」。[47]一九五八年近代史所倡議成立「中國近代史資料整理委員會」,以統籌組織全國各高校等機構進行史料整理工作。並制訂了龐大的整理出版近代史料的計畫。[48]顯而易見,整理、編纂史料是其工作重心所在。蓋近史所學人認識到,無雄厚的史料基礎,撰寫近代通史將成空中樓閣。
與此同時,近代史所學人意識到自身承擔著促進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的使命,因而尤致力於整理出版近代史資料。榮孟源一九四九年編輯《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選輯》,受到社會歡迎。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史學界人士成立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范文瀾具體主持。他立即籌畫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組成總編輯委員會,在總編輯十一人中,范氏名次在徐特立之後,為實際的總負責人。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八年間,史學會的主要工作即是編輯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叢刊》的編纂以近代史研究所為中堅,[49]整合北大、清華、燕京、北師大及社會各方力量進行。史料整理處也編纂了大量資料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年底編成達2,100萬字的《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裝訂成200冊,為中國現代史編出一套系統的史料。《中國現代史大事月表》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編寫,至一九五九年九月完成了報刊資料計約520萬字。其後編寫組又花費半年時間,對已編寫的大事月表補充檔案資料200餘萬字。
其後又著手編輯中國現代專題史料叢書,計畫選編100-150個專題。該叢書自一九六○年著手,至文革前夕,選編的專題檔案資料計有《辛亥革命史料》、《十月革命影響及中蘇關係史料》、《日寇侵華暴行史料》等四十種。彙編了4,000萬字的檔案專題史料。[50]一九五四年創刊《近代史資料》,榮孟源任主編。這是當時唯一專門刊載近代史文獻檔案史料的學術刊物,實質上成為全國近代史資料的一個權威收集整理中心。五十年代創辦刊物並非易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僅出兩期即難以為繼。在相當窘迫的經濟條件下,近史所學人著眼於長遠,優先創辦《近代史資料》,足見其重在夯實史料基礎的苦心孤詣。《近代史資料》自一九五四年創刊至一九六六年停刊時共編輯出版了三五輯,且發行量相當大,成為全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在近代史方面的必備參考資料,惠澤學林無數。同時對於篇幅較多,期刊無法容納的專題史料,多以專刊形式出版,至文革前共出版《民報》、《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等專刊計十一種。
一九六○年前後,編輯組與資料與工具書組、翻譯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課題組合併,成立「史料編譯組」,由聶崇歧任組長,謝璉造、姜克夫任副組長。參與期刊編輯的有榮孟源、章伯鋒、劉壽林、張振鶴等人,鄒念之、孫瑞芹、張雁深、呂浦等均從事史料翻譯工作,另有李宗一、段昌同、鐘碧容等參與專題資料編輯。從人員、組織方面進一步加強了史料工作。二、由專題研究至通史撰著的研究取徑。
建所之初直到一九五三年,近代史所的研究工作並無嚴格限定,「研究人員各自為政,可以說完全是自由式的研究」。[51]茲將一九五○年個人研究專題簡列如右。榮孟源:國民黨史;劉桂五:清末立憲運動;王可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王禹夫:編輯俄語教程,中國共產黨年表;牟安世:日俄戰爭;沈自敏:美帝侵華史;王忠:蒙古問題;唐彪:閱讀並摘譯「北京政聞」;劉明逵:中國大革命史;王佩琴:近代回教史;房鴻機:五四運動前一九○一至一九一九之思想史;傅耕埜、王濤:一九○一至一九一一之中國經濟;禹一甯、劉偉、高大為、李朝棟:日本侵華史;陳振藩:國會問題;賈岩:通俗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52]
研究者選擇研究課題以自己的興趣為轉移,但總起來看又有著統一的計畫與目標:「本所擬訂新計畫,集中全力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新計畫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配合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二冊(自辛丑和約至五四運動)的編寫而進行的研究工作,第二部份為收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歷史材料,準備撰述長編,第三部分為適合目前的需要而進行的專題研究。」[53]
一九五一年近代史所的研究課題主要有:編寫組:1、在中國境內的帝國主義戰爭──日俄戰爭;2、同盟會;3、第二次改良主義運動;4、滿清統治集團的分裂;5、辛亥革命;6、舊民主主義共和國;7、軍閥割據與混戰;8、五四運動專題研究:1、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史大事年表;2、美帝侵華史;3、日帝侵華史;4、中國國民黨史;5、中國回族史;6西藏研究;7、外蒙古獨立問題;8、摘譯法文「北京政聞報」;9、修改《中國通史簡編》;10、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史》講義;11、編寫《歐洲近代革命運動史》講義。[54]是年十月,又將全所人員分成二組,甲組為革命史組,乙組反革命史組。甲組重點為工、農、軍、統一戰線,乙組重點為:1、經濟;2、北洋軍閥;3、帝國主義;4、「四‧一二」以後的國民黨。[55]
一九五二年仍強調:「近代史研究所的基本任務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以近代史的研究為重點」。[56]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宣部對近代史所之計畫提出意見,要求加強近代史專題研究。[57]與全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相適應,近代史所建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分組集體研究制度。全所分為近代史組、現代史組、通史組、史料編輯組。近代史組分設三個組,第一組為經濟史組,最初主要研究中國資產階級,劉大年任組長,謝璉造任幹事。第二組為政治史組,最初研究辛亥革命,榮孟源任組長;第三組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組,後改為中外關係史組,北大歷史系教授邵循正兼任組長。近代史研究所的科研設置規模初具。各組又進一步明確分工。以經濟組為例,錢宏負責:中國資產階級的發生、中國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關係,董其昉承擔:中國資產階級的構成,樊百川負責:中國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張瑋瑛負責:中國資產階級在工業方面的活動,謝璉造負責:中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關係,李瑚負責:中國資產階級在商業銀行、運輸方面的活動。[58]
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方向主要為:「中國近代史方面的專題研究,五年計劃中選定《中國資產階級》、《中國工人階級》、《辛亥革命》、《北洋軍閥》、《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帝國主義侵華史》等專題,……,近代史資料的編輯和整理工作」[59],只有「少數人力繼續編寫中國通史的任務」。[60]
一九五五年研究課題多達二十一個,[61]不難看出:其一,集體研究有一定規劃,個人專題研究熱情亦頗高;其二,課題規劃過於急促,大多為幾個月,難以沉潛下來做深入研究;其三,同政治領域的批胡運動緊相配合,共有八個關於胡適批判的課題,占總課題數的百分之三十八,體現了意識形態對學術的引導與支配。一九五六年則完全為集體研究的綜合性課題。一九五六年研究課題一覽表

近年來,鈔本文獻、刻本典籍、文本演變等問題備受海內外古典學界的關注。按照後現代理論,鈔本時代的經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斷疊加的情況。流傳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獻可以有單一的資料來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資料來源,出現異文,很不穩定。今天所看到的眾多版本,很難說哪些是定本,哪些內容是後人疊加進來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質本身已經成為文學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照此推論,先唐文本文獻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閱讀這些文獻,很可能就會出現言人人殊的情況。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先唐經典的穩定性不復存在。
這裡就涉及到對中國早期歷史文獻如何理解問題。如果以紙張印刷作為中國文獻分期的話,大約可以分為兩個歷史階段,一是周秦漢唐的鈔本時代,二是宋代以後的雕版印刷時代。
先唐經典,主要是指中國的周秦漢唐經典文獻,是中國文化之源,也是歷代文獻整理的重點領域。對於這些經典文獻的整理,三個重要的學術轉折點無法繞過,一是兩漢之際。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先秦典籍,編纂《別錄》與《七略》,班固在此基礎上編修而成《漢書藝文志》。這是大一統中華文化的第一次系統整理。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字載體主要是金文、石刻與竹簡。與此同時,類似於紙張的文字載體已經出現,正在醞釀著巨大的文化變革。二是唐宋之際。此前,是兩漢到隋唐,是中國鈔本時代。在這一歷史時期,學術界一直在努力推進學術經典化的進程,包括編纂五經正義、校刻開成石經,整理歷史資料。但是,這種傳播的能力終究有限。唐代咸通九年印製的《金剛經》,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誌性事件。此後,隨着宋代刻書事業的發達,文化經典走進千家萬戶,經典化工作也相應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三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如果說中國文獻學史上的重要文獻資料,大都定型於前兩個歷史節點的話,那麼第三個歷史節點的突出特色就是思想方法上的飛躍。當代中國學術界的所有成就與問題,都與這個歷史節點密切相關。
這裡集中討論的是鈔本時代的文獻問題,又與上述三個歷史節點息息相關。
一、從口傳文獻到寫本文獻 早期文獻傳播的複雜背景
如果從殷商文字開始算起,傳統文獻流傳至今已經三千多年。漢代以來,佞古思潮長期居於主導地位,認為現存早期文獻都是老祖宗說的,老祖宗寫的,老祖宗傳下來的。《莊子天運篇》提到的六經就是今天看到的五經。宋元以後,懷疑思潮泛起,直至清初,很多資料得到系統的整理。以閻若璩為代表的一批重要學者發現,像《尚書》這樣的早期文獻,其中有很多記載相互矛盾,有必要進行清理,甚至提出質疑。19世紀末,疑古思潮甚囂塵上,與此前的疑古之風遙相呼應。俄國漢學家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①(①《中國文學史綱要》,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1880年出版。聖彼得堡大學國立孔子學院2013年重新排印出版,中俄文對照出版。)認為,除《詩經》、《春秋》外,現存先秦典籍多數是漢代產物,甚至更晚。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種辨偽的方法,也將很多先秦以來流傳的典籍列入偽托之作。類似這樣的觀點,左右學術界將近一個世紀。
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寶。隨着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中國早期文本文獻的傳承相當複雜,梁啟超提出的辨偽方法,大多數站不住腳。而且,更重要的是,現在所有出土文獻,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學術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證明司馬遷所見史料比較確切。這充分說明,中國早期文獻確有其穩定性品質。
當然,這只是中國早期文獻的一種形態,其不確定性、可質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馬遷《史記》的記載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場面的描述更像小說,甚至可以這樣說,早期的歷史文獻,很多像小說。這也容易理解。中國古代早期文獻,始於口頭傳播,經過漫長的流傳,最後被寫定。在流傳過程中,口傳文獻信息不斷累積,不斷演變,最終形成文本文獻。《漢書哀帝紀》、《天文志》、《五行志》都曾記載漢代流傳的訛言行詔籌,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行志》說: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槁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發徒踐,或夜折關,或逾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載體、文字、解讀、影響不斷變化,說明一個文本文獻,從口傳傳播,到最後定型,在這個過程中,製造者、接受者、傳播者、闡釋者各不相同,所產生的文本內容也就頗多差異。
出現這種情形,至少有主客觀兩重因素。
從客觀上說,早期的歷史,口耳相傳。歷史的主幹為經,比較粗略;後人的闡釋為傳,注重細節。經與傳,逐漸合流,便形成歷史。司馬遷就是根據這些經與傳,勾畫出中國三千年發展的歷史。
從主觀上說,任何歷史都是人來書寫的。有了人,便有不同的思想。對於同一歷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處理。平民歷史學家寫歷史是一種寫法,官方歷史學家又是另外一種寫法。不論是誰,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於史料就有不同的取捨,甚至是有意的遮蔽。這種現象,無處不在。文化不高的劉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歷史學家描繪成隆準而龍顏、姿貌雄傑,奇骨貫頂。至於他們的劣跡,則略而不記。秦漢對於歷史著述、諸子百家的控制非常嚴密,像《史記》這樣還算比較公允的史書,東漢初年的漢明帝詔問班固,卻批評司馬遷微文刺譏,東漢末年的王允也視《史記》為謗書,禁止其流傳。所以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論衡》記載很多六國以來的歷史故事,嘆為異書。
站在今天的立場推想,從戰國末年列國的分分合合,到楚漢八年的血腥紛爭,這裡該有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劉邦認可的陸賈的《楚漢春秋》殘存於世,它的精華部分已被《史記》收錄,其他不計其數的歷史文獻已經煙消雲散,以致後世沒有產生一部類似於《三國演義》那樣的歷史小說,描繪楚漢紛爭,這真是一段歷史的遺憾。顯然,這是統治集團有意控制的結果。魏晉以後,當權者對於民間的掌控已力不從心,所以才會有三國故事逐漸流傳開來,箭垛式的人物越來越豐滿,多以三國故事為背景的講唱文學逐漸成熟,最終醞釀出《三國演義》這樣的歷史小說登上文壇,歷史與小說從此分道揚鑣。歷史似乎從此脫離小說,儼然以公正、真實相標榜,但在實際的歷史敘述中,如前所述,由於史家的立場的不同,對於材料的取捨便大不同,結論可能大相徑庭。甚至在同一敘述者的著作中,也常常會有前後矛盾的記載。歷史著述中的這些有意無意的錯誤,可以說隨處可見。無意的錯誤可以理解,由於聞見有限,根據一些主觀臆測充實歷史文本,可能與史實相違背。而有意的錯誤更是不在少數。
早期文獻傳播的理論問題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文化記憶》從古埃及歷史研究中發現了這樣有趣的問題,即一種文化形態的建立,通常經過回憶文化、記憶文化、文化認同和政治想象這三個過程[1]。
第一個形態是回憶文化形態。記憶不斷經歷着重構。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思想無一例外都同時是社會的回憶,包含兩個方向:向後和向前。記憶不僅重構着過去,而且組織着當下和未來的經驗。兩者互為條件,相互依存。一般來說,傳統終止、社會記憶消失後,歷史才開始。
個人回憶包括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兩種:
交往記憶所包含的,是對剛剛逝去的過去的回憶。這是人們與同時代的人共同擁有的回憶。當那些將它實體化的承載者死亡之後,它便讓位給一種新的記憶。這種單純依靠個體的保障和交往體驗建立起來的回憶空間,按照《聖經》的觀點,可以在比如承擔某種罪責的三到四代人中延續。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在其關於公元22年的《編年史》中提到了最後一批羅馬共和國親歷者的故去。八十年是一個邊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似乎意味着一個重要門檻。個人記憶之後,便進入文化記憶。也就是那些掌握了文化話語權的人開始介入歷史。
秦漢帝國體制的建立,統治者則強化文化認同和政治想象,這便進入了文化記憶的第三種形態。
所有關於口述歷史的研究都證實,即使在使用文字的社會中,活生生的回憶至多也只能回溯到八十年之前。然後是那些由教科書、紀念碑等所記載的資料,即通過官方傳承下來的資料,它們取代了起源神話的位置。文化記憶始終擁有專職承載者負責其傳承。這些人都掌握了知識。他們往往受命於當時的最高首領,為當時的政治服務。
秦漢帝國統治者不光篡改過去,還試圖修正未來。他們希望被後世憶起,於是將自己的功績鐫刻在紀念碑上,並保證這些功績被講述、歌頌、在紀念碑上稱為不朽或者至少被歸檔記錄。柯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以李斯所撰七篇石刻文字為研究對象,比較此前的青銅文字,分析這些文字所體現出來的儀式感與莊重感,用以彰顯帝國的威權[2]。這個結論很有意義,很自然地會讓我們想到漢初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武帝時期司馬相如《郊祀歌》十九章等創作背景。武帝時期設立樂府,組織七十人團隊演唱這些詩篇,聲勢浩大。梁代陸倕《石闕銘》、《新漏刻銘》等作品,甫一問世,就得到當時最高統治者的好評。這不是沒有緣由的。統治者就是想以回溯的方式和文人學者的歌頌方式,不斷地論證自己的合法性,並以前瞻的方式讓自己變得不朽。
早期文獻傳播的想象問題
綜上所述,從口傳到寫本的轉換過程中,那些吟遊詩人、祭司、教師、藝術家、官員、學者等充當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傳述歷史,有真實的依據,也有合乎情理的想象。這就與文學發生關係。可以說,歷史與文學,在早期的歷史中,就像一對孿生姐妹一樣,很難分開。
先說文學的想象。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伊格爾頓在《批評家的任務》一書中指出,通過閱讀某些小說,你可以了解到成為阿根廷人是什麼感覺,因為你可能沒有足夠的錢或閑暇親自去那裡感受一下。可見,想象的財富倒是可以掩飾某種不足或貧乏的。這往往是心理補償的一種形式。對於浪漫主義思想來說亦是如此,想象是一種從內心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力量。它本身沒有立場,只有無止境地投入或挪用他人立場的能力,並在掌握住這些立場的當下予以超越,這就是濟慈所稱的負面才能。雖然它的價值不容置疑,我卻認為這個概念與殖民主義的出現這一史實有關。殖民者本身沒有立場或身份認同,他的立場和身份簡單地存在於參與所有其他人的身份認同的時候,甚至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人。因此美學中的這個最無私、最慷慨的概念也可能帶有某種被淹沒的暴力歷史的痕迹②特里伊格爾頓回答;馬修博蒙特提問,王傑、賈潔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同樣是悲劇,文學的想象與歷史的想象更有不同。伊格爾頓將悲劇的想象歸結為五個方面:
一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感到優越感和罪惡感。
二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感到恐懼。
三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滿足正義感和對秩序的憤怒。
四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有施虐傾向和道德良心。我們想看人受難,這樣,通過伴隨他們一起受難,我們可以盡情享受受虐,但維持這種受虐意味着要讓他們繼續受難。這是一種施虐行為。
五是悲劇給人想象空間,是因為有愉悅功能。藝術本身有愉悅人的功能,不管怎樣,這也是快感的一個隱晦的來源。
再說歷史的想象。
康德《人類歷史起源臆測》: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中,為了彌補文獻的不足而插入各種臆測,這是完全可以允許的;因為作為遠因的前奏與作為影響的後果,對我們之發掘中間的環節可以提供一條相當可靠的線索,使歷史的過渡得以為人理解。[3]這也許正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對於古人應抱有同情的理解。
文學想象與歷史想象的異同。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說,作為想象的作品,歷史學家的作品和小說家的作品並沒有不同。他們的不同之處是,歷史學家的畫面要力求真實。小說家只有單純的一項任務:要構造一幅一貫的畫面、一幅有意義的畫面。歷史學家則有雙重的任務:他不僅必須做到這一點,而且還必須構造一幅事物的畫面和事件的畫面。這就要求歷史研究與敘述有自己的方法與規則,而小說家或藝術家一般說來卻不受它們的約束[4]。
用更通俗的話說,文學的想象隱含在各種場面、各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描寫中。文學家的想象更多地傾向於個人化。而歷史的描繪不僅僅限於具體事件、宏大場景,還要挖掘事件背後的原因。有他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權利介入其中,帶有集體記憶的色彩。誠如《文化記憶》一書所論,記憶文化轉向了書寫文化。早期的文化書寫,受到文字載體的制約,通常以青銅、石刻、竹簡等為主要書寫形式。另外,就是組織形式的儀式和節日用詩的儀式的展演和集體成員的共同參與,鞏固成為一種集體的記憶。所以禮樂中國,更多地與政治相關。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早期文獻傳播的各種可能
2014年9月,北京大學舉辦一次中美學者的雙邊研討會,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教授提交了一篇《我怎樣研習先秦文本》,其他學者也提出了很有啟發性的見解,拓寬了我們對早期文獻傳播種種可能性的理解。綜合各位的論述,我想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思考:
一是早期文獻的來源非常複雜,所謂原始文獻的概念並不可靠。因為,新發現的早期文本,未必就一定更真實、更原始,更好於傳世文本。更不能簡單地用新發現的文本強制闡釋現存文本、乃至否定現存文本。
二是早期文獻的傳播途徑不一,就出現了文本互文性問題。所謂互文性,即同一個事件、同一個故事,在不同時期、不同文體之間,詳略不同。這種情形在秦漢以來的文獻中司空見慣。《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女傳》、《新序》、《說苑》,乃至《西京雜記》等幾部文獻所載同一事件,其表述不同,譬如同樣是王昭君、毛延壽的故事,筆記和詩文的記載就各不相同。
三是即便同一本書,裡面的記載也可能前後矛盾。先秦諸子,如《商君書》、《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韓非子》等,集部文獻如《詩經》、《楚辭》等,雖多有作者冠名,很難說是一個作者完成的。它們很可能是很多作者集合完成的作品。因此,對於早期文獻,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某種思想就是作者的思想,只能是一個時代,或者某一地區的思想。
四是要特別注意在政治、文化權力介入之後,托古改制,各種文獻有可能被遮蔽乃至被篡改的可能性。譬如早期的家學、私學,還有後來愈演愈烈的經今、古文學等,為了爭奪話語權而人為地製造各種所謂歷史文獻。兩漢之際的讖緯文獻,多是這個時期製造出來的。
五是因為早期文獻通常是口耳相傳,人們接觸這些文本的渠道通常不是通過閱讀,而是通過聆聽、觀望來實現。因此,我們對早期文獻的口頭傳播、表演性質就應格外重視。譬如早期的詩、賦,還有所謂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的小說等,多具有表演性質。中國文學源自口頭,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又與圖像發生重要關聯。周秦漢唐時期的所謂圖書,就包括圖像與文字兩部分;如果只有文字而沒有圖像,則單稱為書。其中,有關山川神怪崇拜為內容的文獻,大多是圖與書相結合,如《山海經》。《山海經》本來配有山海圖,《山海經》是對山海圖的文字說明,陶淵明詩中就有流觀山海圖這樣的句子,郭璞注中亦指出了《山海經》與《山海圖》圖文並茂的特質。
王逸《楚辭章句》指出,屈原的《天問》原是因壁畫啟發而創作出來的。聯繫當時楚國高度發展的建築和繪畫藝術,我們有理由相信,王逸的解釋並非空穴來風。戰國時期類似屈原《天問》中的問天、升天圖像,是以各種形式廣泛出現的,比如1949年在長沙陳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龍鳳人物帛畫,1973年在長沙子彈庫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前一幅表現龍鳳引導人的靈魂升天,後一幅則是人的靈魂乘龍升天。相當奇特的是,後圖中乘龍的男子,也是峨冠博帶,頗似後人描摹中的屈原本身形象。此畫為戰國中期所作,相當於屈原所處時期甚或更早。
這便是中國早期文獻在抄撰與流傳過程中變得異常複雜的深層次原因。惟其如此,其穩定性與可信度的矛盾無處可在。顯然,對於歷史的理解,不能根據局部細節否定整體,也不能相信整體而忽視細節問題,凡事都要具體分析。這應當成為我們理性地對待中國早期文獻所應持守的基本原則。
二、從鈔本文獻到定本文獻 從竹簡到紙張
早期文獻進入文字記載以來,也經歷着不同時期的變化,從青銅時代到簡帛的書寫,從殷商到秦漢之交,這個過程持續了一千多年。戰國到西漢時期的學術文化,主要是經殺青後的竹簡和絲帛記錄下來。1959年武威出土漢簡《儀禮》,每枚簡寬1厘米,長54厘米,可以書寫60到80字。一部《史記》五十餘萬字,得用十萬枚竹簡才能容納來下。《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古人說學富五車,讀書廣博的意思。《史記滑稽列傳》載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可見那個時候紙張似乎還未廣泛使用。儘管如此,在長安,書店似乎已經出現,至少,書籍作為流通之物已經出現。《漢書》記載,張安世曾隨同漢武帝巡視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說明當時已經有書籍流通,但也僅限於少數精英之間。
西漢後期,紙張出現,這種文化壟斷逐漸被打破。西漢時期已經有了紙張的實物[5],但顯然還非常稀少。宣帝時期著名文人路溫舒曾用蒲為紙作為書寫工具。《初學記》卷二十一文部紙載: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絲。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③。可見當時尚無紙張的使用,至少普通讀書人還接觸不到。
東漢章帝(76-88)時,紙張逐漸流行開來,且與簡帛並用。清水茂先生曾引《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傳》中的一條材料說明東漢中期紙簡併用的情形: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李註:竹簡及紙也。④《初學記》卷二十一引《先賢行狀》曰:延篤從唐溪季受《左傳》,欲寫本無紙。季以殘箋紙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6]這是東漢後期的情形,紙張還沒有普及到民間,但是,如上引這條材料,官府已經常用。至於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蔡倫發明的蔡侯紙,因見載於《後漢書宦者傳》而廣為人知。當時已經出現了主管紙墨的官員。如《後漢書百官志》:守宮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⑤從時間上看,與蔡倫奏上蔡侯紙大體相近。
漢魏之交,紙張逐漸流行。《初學記》又引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6]《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7]《典論》是曹丕特別看重的獨立撰寫的著作,故用紙張抄寫,作為禮品贈送。
西晉時期,紙張還多用於豪貴之家,因為左思《三都賦》問世後,主要是他們競相抄寫,洛陽為之紙貴。⑥(⑥當時紙張在民間應該還沒有廣泛使用,《後漢書列女傳》記載蔡琰應曹操之召而著書,自稱乞給紙筆,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唐修《晉書》載,陳壽死後,朝廷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8]今天所能看到的《三國志》最早寫本就有東晉時期用黃紙抄寫的,顯然是官方本子⑦(⑦《太平御覽》卷六○五引桓玄: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724頁。按《舊唐書高宗下》:戊午,敕制比用白紙,多為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1頁。《雲仙散錄》卷九黃紙寫敕條載: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敕詔。高宗以白紙多蟲蛀,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9頁。這說明黃紙不易為蟲蠹。)。東漢中後期,隨着紙張的廣泛使用,文人閱讀、私人藏書、著書、傭書、賣書也就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
文人學者的閱讀範圍日益拓寬。他們有機會接觸到各類典籍,既包括前代流傳下來的典籍,也包括同時代的創作。我們看《漢書》、《東觀漢記》、《後漢書》的傳記,那些傳主自幼好學的記載比比皆是,哪怕是出身寒微的人,也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閱讀書籍,譬如王充到書肆閱讀,匡衡穿壁引光讀書,就已成為熟典。
著述藏書之風
東漢以後的著述之風也甚囂塵上。亳州曹氏父子,著述頗多。曹丕《典論論文》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徐幹著《中論》,曹丕以為成一家之言,可為不朽。他自己親自組織編寫大型類書《皇覽》凡千餘篇。[7]蘭陵蕭氏父子,亦潛心著書。如蕭衍組織當時一流學者編寫《通史》⑧(⑧唐姚思廉:《梁書武帝紀》載:又造《通史》,躬制贊序,凡六百卷。唐魏徵等:《隋書經籍志》亦著錄:《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迄梁。又唐姚思廉:《梁書蕭子顯傳》載梁武帝語: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而據唐姚思廉:《梁書吳均傳》: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說明吳均是主要撰者。又唐姚思廉:《梁書簡文帝紀》載: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聯璧》三百卷,並行於世焉。而據唐李延壽:《南史陸罩傳》: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群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湘東王之序仍見載於《廣弘明集》中,文後明確列出了編者的全部姓名。又據唐李延壽:《南史許懋傳》載: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說明《長春義記》亦非蕭綱所撰。又據蕭繹《金樓子著述篇》載,蕭繹的許多著作也出自門下之手。)。蕭綱組織三十多人編纂《法寶聯璧》三百卷⑨(⑨梁蕭綱:《法寶聯璧序》,載唐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二十,第25025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蕭統的著述,歷來認為皆出己裁,不過百卷[9],蕭繹著有《金樓子》、《研神記》、《晉仙傳》、《繁華傳》、《玉子訣》、《奇字》、《辯林》、《碑集》、《食要》、《譜》、《補闕子》、《詩英》等二十三帙共一百九十五卷。這些漢魏六朝的著書情況,《隋書經籍志》有詳盡的記載。
與著述之風相關聯的就是藏書之盛。秦漢以來,長安、洛陽成立了很多藏書機構。東漢後期,董卓叛亂時,遷都長安,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從長安之亂,一時焚盪,莫不泯盡焉⑩(⑩《漢書儒林傳序》。)。官方藏書,多有記載,自不必多說。私人藏書,也多有記載。如蔡邕的萬卷藏書,見載於《後漢書列女蔡琰傳》、《三國志王衛二劉傅傳》等文獻,其中蔡邕送給女兒蔡文姬的就有四千許卷,還有《博物志》卷六所記載的,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張華藏書三十乘之多,也見於《晉書張華傳》記載。任昉於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10]。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10]。阮孝緒隱居鍾山,著書二百五十餘卷,其中《七錄》最為著名。
六朝以來,寺院藏書亦豐。如劉勰居定林寺撰著彌綸古今的《文心雕龍》。僧佑也主要根據定林寺的藏書著《出三藏記集》及《弘明集》,這是現存最早的佛教目錄及論文集。又惠皎編著的《高僧傳》為現存最早的高僧傳記。至於道觀的藏書亦復不少。陸修靜整理眾經,制定新論,多得益於寺院道觀藏書,成為道教史中劃時代的歷史人物。翻檢《高僧傳》及《續高僧傳》,幾乎所有著名的高僧都有論著流傳。許多寺院遠離京城,那些高僧撰寫論著,倘若寺院里沒有豐富的藏書是很難想象的。
隨着著述、藏書的普及,圖書出版業也出現了萌芽。這就是職業抄手和書肆的出現。如班超隨母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江南人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說明漢魏時期,都城已經有賣書的專門場所,也有職業抄手。文人求學讀書,較之匡衡時代,似乎更加便利。
紙張的推廣應用,對社會文化帶來的另一重要影響,就是催生了一批以紙張為材料擅長寫帖的書法家。漢靈帝光和元年,擅長書法者被任為鴻都門生,高第者升至郡守,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了重視書法的風氣。從東漢末年至兩晉,中國古代書法出現了它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1]。
學術的轉型
更重要的是,紙張的發明與流行,直接促使了當時學術文化的轉型。對此,我在《紙張的廣泛應用與漢魏經學的興衰》一文中有比較充分的論述,認為秦火之後,漢初學術主要是通過師徒間口傳心授的方式加以傳承。這在《漢書儒林傳》有明確的記載。從現存的資料看,經學家們所依據的五經文本,似乎差別不是很大,關鍵在一字差別之間如何解說。西漢時期,今文經學佔據着官方統治的地位,但是他們各執一端,解說往往差異很大。在沒有大量簡帛書籍傳播知識的情況下,弟子們對老師的師法、家法只能全盤照搬而別無選擇。謹守師法,努力保持原樣,就成為當時經生們所追求的目標。因此,師法與家法對於漢代學術而言,與其說是限制,不如說是經生們的自覺追求。各派之間要想維護自己的正統地位,就以家法與師法的傳承作為依據來證明自己淵源有自。顯然,這不僅僅是學術問題,更是政治話語權的問題。這當然已經遠遠超出學術範圍[12]。
隨着社會的穩定,民間藏書也陸續出現。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本,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由此分野。如果僅僅限於學術層面,經學的紛爭也許不會有後來那樣的影響。問題是,武帝以後,儒家學說被確定為主流意識形態,而今文經學則被立於學官,為官方所認可。為了維護這種學術霸主地位,今文經學自然通過各種方式打壓古文經學的發展空間。西漢末葉,古文經學逐漸壯大,今、古文經學之間開始形成對壘態勢,但此時的古文經學畢竟還處下風。
隨着紙張的廣泛使用,對於學術文化的直接影響,就是促使今、古文經學的地位逆轉。由於有眾多文獻可作比勘,今文經學支離其文、斷章取義的做法,也就逐漸失去其神聖的光環。在比較中,學者們逐漸感覺到今文經學中那種天人感應之說的虛妄,逐漸把他們的視野從朝廷轉向民間,傾向於實事求是的古文經學。於是,不同於以往的學術思潮浮現出來,在思想文化界出現一股離經叛道的潮流,或者說是異端思潮。從兩漢之際的桓譚《新論》,到東漢中後期的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以及仲長統《昌言》等,無不如此。如果我們細心梳理這些著作的資料來源,就會發現,有很多資料不見於今天存世的五經或者正史,或采自其他史籍。據此,他們還可以對神聖經典及其傳說提出質疑,匡惑正謬。這正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了更多的閱讀選擇。而在先秦,這種情形是很難見到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融、鄭玄才有可能彙集眾籍、修舊起廢,完成漢代今古文經學的集大成工作。當所謂蔡倫紙發明的時候,一代文豪馬融已經二十五、六歲。《藝文類聚》卷三十一記載他的《與竇伯向書》,詳細地記載了當時書信往來時用紙寫字的情況: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13]儘管這封書信的確切年代尚待考訂,但是馬融的時代,紙張已經在一定範圍內使用且有所推廣。馬融注釋群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所使用的應當是紙張。馬融出身於外戚家族,有錢有勢又有學問。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時候的馬融所看到的儒學經典就已經不限於今文經學了。鄭玄自幼就博覽群書,遂成通人,與老師馬融一樣遍注群經。他們注釋群經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古文經學為核心,又融入多家經說。特別是鄭玄的經注,不僅包含今古文經,還廣泛涉及東漢以來盛行的讖緯之學以及當時新興的道家學說等,統鑄鎔匯,不拘一格,成為當時一大文化景觀。
馬、鄭的經學注釋工作極大地加速了今古文經學的融合進程,今文經學的權威地位得以動搖,逐漸走向衰微,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古文經學悄然從民間興起,逐漸走向學術文化的中心位置。晉代所立博士,與漢代十四博士已無傳承關係,似乎標誌着今文經學所引以為自豪的師法傳統走向終結。
三、從定本文獻到經典文獻
東漢後期到唐代雕版印刷出現之前這個歷史時期,也就是所謂鈔本的時代,集注前代著作,成為非常時髦的學問。《三國志》裴松之注、《世說新語》劉孝標註、《水經》酈道元注、《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文選》李善注、《史記》三家注等等,可見這個時期,文獻尚未定型,各家之說紛呈。
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書籍成倍增長,取閱容易。尤其是北宋慶曆年間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同時代的沈括《夢溪筆談》及時記錄下來,說這種印刷如果僅僅印三兩份文字,未必佔有優勢;如果印上千份,就非常神速了。一般用兩塊版,用一塊印刷時,在另外一塊上排字,一版印完,另一版已經排好字,就這樣輪番進行,真是革命性的發明。書多了,人們反而不再願意精讀,或者說沒有心思精讀了。讀書方式發生變化,作學問的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就像紙張發明之後,過去為少數人壟斷的學術文化迅速為大眾所熟知,信口雌黃、大講天人合一的今文經學由此敗落。而雕版印刷術、尤其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也具有這種顛覆性的能量。朱熹說: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但隨着書籍的普及,過去那些靠賣弄學問而發跡的人逐漸失去讀者,也就失去了影響力。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人們也不再迷信權威,而更多地強調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宋人逐漸崇尚心解,強調性理之學。如何達到心解,途徑不同。朱熹認為人需要通過讀書治經,從聖人言論中發掘天理深意,而陸九淵則主張天理自在人心,無須外求,故曰古聖相傳只此心。淳熙二年,呂祖謙約請朱熹和陸九淵、陸九齡兄弟會於鵝湖寺。陸九淵作詩: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三年後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就是針對陸九淵而言。當然參加這次聚會的朱亨道總結說: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總的說來,陸氏兄弟處於主動一方,論辯有力,而朱熹則被動防禦,辯解無力。這種學風的變化固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時也與這種文字載體的變化密切相關。
朱熹的最大願望,就是對前代重要作品重新闡釋,強化其經典地位。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周易本義》等,就是這種嘗試。不僅如此,他還到處講學,弘揚經典。一部二百多萬字的《朱子語錄》,就是他這種殫精竭慮的著作。
今天,我們又面臨著這種學術文化的轉型。
隨着信息革命的到來,不管你願意與否,我們都要經歷一個從紙質文本向電子文獻逐漸轉化的歷史階段。在紙質文化時代,文化話語權還主要掌握在少數所謂文化精英手中。而今,隨着網絡的普及,這種文化特權被迅速瓦解,大眾也可以通過網絡分享部分話語權力。因此,他們不再願意聽從那些所謂精英們的啟蒙與教誨,而是要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
網絡文化強烈地衝擊着傳統的紙質文化。美國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中文版序介紹說,2002年,美國曾舉辦一場電子書籍研討會,有學者幽默地把這次研討會界定為下載或死亡。這個論斷是否符合實際姑且不論,一個基本事實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文化轉型已經勢不可擋[14]。
朱熹面臨的問題再次擺在我們面前:當今時代,如何看待經典,如何閱讀經典,這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老話題、新問題。
四、研究鈔本時代經典文獻的基本途徑 文獻整理是基礎
這句話任何人都會說,只要下苦功夫,也不難做到。到目前為止,文獻整理,尤其是大規模的集成性的文獻整理,依然有着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在《續修四庫全書補編》一文中,從八個方面論證了編纂《續修四庫全書補編》的設想(我在《人民政協報》2012年2月20日發表《走近經典的途徑》對此有所論述。《新華文摘》2012年第9期全文轉載,可以參看。).另外,結合自己從事的《文選舊注輯存》談到這個問題的甘苦。我們從事文獻整理工作,最引以為自豪的,就是原始整理文獻的客觀性((參見拙文《續修四庫全書補編芻議》,《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4期)。後現代主義極力否認客觀性這種主張,並且指出,儘管歷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歷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語言假定和文化意義標準等,歷史的解釋卻對它們有一種根本的依賴。
理論探索是目標
梁啟超說,廣義的歷史學,就是文獻學。不論是歷史學,還是文獻學,都與歷史文獻有關,有沒有理論問題?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我曾在《段玉裁捲入的兩次學術論爭及其他》一文指出,段玉裁與顧千里之爭的背後,就是學術理念問題,或者更根本一點說,是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問題。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認為,史料不是史學,史學是要建築一座大廈,而史料則是建築這座大廈的磚瓦;建築材料無論有多麼多,都是為了建築物本身。史實的堆積和史料的考證,充其量也只是一部流水帳。要了解這部流水賬的意義,則有賴于思想。只有通過思想,歷史才能從一堆枯燥無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過物質的遺迹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奧,才能產生珍貴的史學(參見拙文《關於文選舊注的整理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1期。何兆武《歷史的觀點》譯者序。該書為英國學者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傑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通常來說,大多數歷史學家、文學史家都贊同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材料的整理,還要關注材料背後所折射出來的思想意識、歷史規律。
這便又分為兩派:
一是重點關注思想意識。柯林武德認為,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同屬科學,因而都基於事實;但作為兩者對象的事實,其性質卻大不相同。他說:一切科學都基於事實。自然科學是基於由觀察與實驗所肯定的自然事實;心靈科學則是基於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兩者的不同就在於,對科學來說,自然永遠僅僅是現象,但歷史事件卻並非僅僅是現象、僅僅是觀察的對象,而是要求史學必須看透它並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來。[4]自然現象僅僅是現象,它的背後並沒有思想,歷史現象則不僅僅是現象,它的背後還有思想。而思想者,是更重要的。每一樁歷史事件都是人的產物,是人的思想的產物。所以,不通過人的思想就無由加以理解或說明。要了解前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前人的想法,只有了解了歷史事實背後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歷史。
二是核心探索歷史規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人類的歷史經歷着由低級到高級的轉變,推動這種變革是背後的經濟因素。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歷史的發展有其不可否定的歷史規律性。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也認為,歷史的範圍非常之大,歷史的功效,主要是為了了解我們自己以及人類的問題和前景。歷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可以滿足我們急切的或閑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檢驗我們的記憶力。但是歷史還有一件應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生的這種最大效用。[15]而英國學者波普爾則反對這種經典看法。他認為:知識的增長不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也無法預測。舉凡歷史的確定性、社會發展規律,都是子虛烏有的東西。
中西方學者學術方法的異同
強調文獻積累研究,注重思想文化闡釋,兩大派別。不僅如此,其實還有一種更大的差異,即中西方學者在學術方法、學術理念方面,也存在着比較明顯的不同。
1.演繹推理與歸納整理:西方學者通過演繹推理的方式,用細節去重構歷史;中國學者通過歸納整理的方式,從整體去印證歷史。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術界對於秦漢以來的學術傳承非常重視,但是又受到制約,將他們的記載當作不容置疑的憑證,在他們記載的基礎上研究歷史。
2.批評態度與尊崇心理:西方學者首先是批評,從否定開始;中國學者首先是尊崇,從理解開始。理解是因為相信,所以才有同情的理解。
3.問題意識與專業意識:西方學者沒有狹隘的專業意識,遇到什麼問題就研究什麼;中國學者有着強烈的專業情懷。
4.探索精神與實用主義:西方學者重在探索的樂趣;而中國學者則更重在實用主義,如學位體、項目體等。主流意識則強調現實關懷,對於那些瑣碎的問題不屑一顧,視之為裹腳布式的研究。
我想在各種差異上最大限度地尋求某種共識,而文本細讀則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文本細讀是途徑
中西方都強調文本細讀的重要性。上世紀英美新批評派把文本細讀作為一種理論主張提出來,強調以語義分析作為詩歌批評的最基本方法,意在摒棄空洞的文學外部研究,要求回歸文本並立足文本,影響頗大。中國文學研究界向來重視文本的細讀,強調細讀的前提是要校訂異同、寔正文字,獲取較為可靠的文本。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說: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16]對於細讀的理解,中西方確實還有不少差異。但求同存異,我們欣喜地看到,當代研究確已突破了長期以來圍繞着理論探討和文獻考訂孰輕孰重的無謂爭執,都強調了文本細讀的重要性。文本細讀需要有文獻的強大支撐。而細讀的目的,還是為了解讀文本背後的深邃思想。在這裡,文本細讀、文獻考訂、理論思索,三者找到了最佳的結合點,這,或許也可以成為當代唐前文獻研究界的基本共識。
[1](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本文引用:1]
[2](美)柯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M].劉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本文引用:1]
[3](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59.[本文引用:1]
[4](英)R.C.柯林武德.歷史的觀點[M].何兆武,張文傑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279.[本文引用:2]
[5](日)清水茂.紙的發明與後漢的學風[A].清水茂漢學論集[C].北京:中華書局,2003.24.[本文引用:1]
[6]初學記(卷二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62.517.[本文引用:2]
[7]三國志(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2.89.[本文引用:2]
[8]陳壽傳[A].晉書壽傳[A].晉書[C].北京:中華書局,1974.2138.[本文引用:1]
[9](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9.[本文引用:1]
[10](唐)姚思廉.任昉傳[A].梁書(卷十四,第一冊)[C].北京:中華書局,1973.254.[本文引用:2]
[11]勞榦.中國文字之特質及其發展[A].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C].北京:中華書局,2006.552.[本文引用:1][12]劉躍進.紙張的廣泛應用與漢魏經學的興衰[J].學術論壇,2008,(9).[本文引用:1]
[13]藝文類聚(卷三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60.[本文引用:1]
[14](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M].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本文引用:1]
[15](美)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15.[本文引用:1]
[16]王鳴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國書店,1987.2.[本文引用:1]

課題名稱 主要研究內容 負責人及參加人數 起止日期 完成情況及推廣情況
中國近代史 從一八四○至一九一九年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統合性的通史 范文瀾、劉大年、及近代史第一、二、三組全體工作人員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年 收集和整理材料及研究各段落的重點
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 論述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三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情況 現代史組全體工作人員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九年 分工完成一九一九年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等的資料收集工作
帝國主義侵華史 從一八四三至一九一○年帝國主義侵華史 近代史第四組全體工作人員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八年 計畫完成第二編的總章和第三編前三章的初稿
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通史的綜合著作 范文瀾及通史組全體工作人員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八年 計畫完成第二編和第三編的一部份

增長與脫嵌:近20年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問題意識與進路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年報》
一九五七年反右擴大化,近史所把原來的政治、外交、經濟三個組打亂,重新合併組建為近代史組,由劉大年任組長。[62]擴大了現代史組的規模,提倡「突擊寫史」。國家政治大躍進的急躁狂熱不可避免影響到近史所的學術研究,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近史所的研究規劃。
建國初首先建立近代史研究所,其最初目的就在於編纂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近代史所成立後,在深入專題研究的基礎上編纂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成為全所上下孜孜以求的目標。最初設想是集全所之力協助范文瀾完成《中國近代史》,[63]一九五二年仍強調「以編寫中國近代史第二分冊」為主要任務。[64]此後每年的科研規劃及種種努力無不以《中國近代史》的編寫為中心而進行。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近代史所工作會議決定:由范文瀾主編、劉大年協助編寫《中國近代史》,具體分工為:1、一八四○至一八六四,范文瀾、王崇武、錢宏、王其榘、王會庵;2、一八六四至一九○一,劉大年、謝璉造、張瑋英、樊百川、李瑚、王明倫、葉倩雲;3、一九○一至一九一九,榮孟源、劉桂五、何重仁、張振鶴、王仲、丁原英、趙金鈺。預計全書100萬字上下,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包括新的研究成果,體裁採取按年敍述,仿蘇聯通史辦法。[65]是年二月底,金毓黻在會議上甚至建議停輟其他任務,全力編寫《中國近代史》。[66]
近史所學人當時所擘畫的實際上是一部包羅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67]劉大年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全所大會報告中說:「我們可以設想,找出三個人來主寫近代史,並以每人配以若干助手,在二年內也可以寫成。但本所不願採取這一辦法,我們要從更多的材料,把近代史中若干問題,弄得更清楚、更深入。在尋找材料和摸索很多的材料的過程中,來培養青年幹部,這是非常必要的具體措施,因此編寫的期限,不能太短,我們要求的標準,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今天開始寫的近代史,為了期望把它寫好,就是經過十年的時間也無不可」。[68]
前此經過七年的資料準備,再期以十年磨一劍完成近代通史,在當時只爭朝夕的社會氛圍中已屬難得的冷靜。學術發展自有其規律,急於求成往往適得其反,當時的學人對此亦有所認識。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五月討論躍進規劃,尚預計兩年半完成近代通史100萬字;七月再討論時,就提出一九五九年十月完成近代通史作為國慶獻禮。[69]一九五九年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四冊(一八四○至一九一九)分配由近代史所承擔,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的撰著計畫不得不暫時擱置。當時近代史所人員將多卷本近代通史稱為「大書」,而將《中國史稿》第四冊稱為「小書」,以示區分。[70]近代史所的主要研究力量都為「小書」而努力,劉桂五、丁名楠、錢宏、何重仁、樊百川、張振鶤、劉仁達、金宗英等人參加編寫,張瑋瑛、王其榘、李瑚、王仲、王明倫、呂一燃等人提供資料、查對史實並寫過部分初稿。[71]歷時近兩年,《中國史稿》第四冊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回過頭又繼續「大書」的編著,第一卷的稿子已經有了,第二卷也有了相當部分,可惜這些書稿在文革中被毀。[72]
近代以來,史學研究逐漸走向分科專門之途,專題研究成為通史撰著的必要前提。何炳松謂:「歷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後再綜合,顯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先努力去做專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工夫」。[73]賀昌群心目中的通史是「集各種專門研究的結論而總其成」。[74]由近史所早期研究規劃與實踐不難發現其學術研究的基本取徑:編輯史料長編、進行專題研究二者齊頭並進,最終指向多卷本《中國近代史》的編著,以專題研究為基礎再求綜合貫通形成通史的思路相當明晰。三、學術研究之組織近代史所早期的學術研究之組織,有兩個方面需加以特別注意:研究人才之羅致,集體研究之管理。、兼收並蓄,整合新舊
建國前,中國近代史難以獲得與古代史相提並論的學術地位,相當有限的研究者也多是兼業為之。研究人才匱乏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近代史所的發展。充分利用所外的研究力量是近代史所早期重要策略。建院之初,中國科學院設置了學科專門委員,並擬與有關各機關學校及史學界方面人士,經常取得聯繫。[75]近代史學科的專門委員名單如下:白壽彝(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代理系主任)、田家英、吳玉章、何干之(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邵循正(清華大學歷史系兼主任)、金燦然(出版總署編審局辦公室主任)、胡喬木、徐特立、華崗(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蠖生(出版總署辦公廳副主任)、翦伯贊(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因科學院在呈報政務院的名單中僅列所聘院外之專門委員,故本院專門委員未入此名單)。
但專門委員會發揮的切實作用有限。[76]一九五四年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學術委員會,包括:王崇武、田家英、劉大年、劉桂五、何干之、羅爾綱、邵循正、金燦然、胡華、胡繩、范文瀾、榮孟源、黎澍等人(王崇武一九五六年去世)。[77]其中所外學者七人,約占百分之五十四。可見「組織所外研究力量,擴大研究隊伍」是其努力方向。[78]非馬克思主義史家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三,體現了某些相容並包的意味。所外學術委員熱情頗高,如金燦然來函:希望「大力組織所外研究者,這種力量還在成長,很值得發掘」。[79]金毓黻亦認為應進一步發揮所外學者的作用:「在現階段裏,中國近代、現代史的研究尚是最薄弱的一環,在本所是這樣,在各高等學校也是這樣
」,因此,「我要建議多請兼任研究員,並作將來改為專任的準備」。[80]
范文瀾採取兼收並蓄的策略,羅致了一些有相當名望的學者。他親至聶崇岐家中,力邀他主持近代史所資料編輯室;[81]此外,金毓黻、王崇武、張雁深、孫瑞芹等學者均被羅致入所。一九五四年春,范文瀾托劉大年看望羅爾綱,並轉達親筆信雲:「您到我們這裏來工作,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光榮」,[82]可見其求賢若渴之心。一九六○年力邀中國近代史名家、所學術委員黎澍從中宣部調入近代史所,任副所長兼《歷史研究》主編,「國內一些老輩學者認為近代史所『站住了』;國外學術界也有人談論重視近代史所的『動向』」。[83]范文瀾極力爭取調入李新,並致函劉大年:「剛才高教部幹部司周過來,司晨來電話,說高教部同意李新同志來我所,但胡錫奎校長不肯放。胡這一關只好看中宣部是否能幫助我們的效果了。」[84]李新終在一九六二年調入近代史研究所。
范文瀾、劉大年作為代表新政權的近代史所領導,與金毓黻、王崇武、張雁深、聶崇岐、羅爾綱、孫瑞芹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學者並無隔閡。王崇武在所時間不長,但據汪敬虞從李文治處得知,「他生前也經常對人感念近代史所學術空氣的濃郁和范老與大年同志對他的關心和重視,使他有一個得以施展才華的學術環境」。[85]羅爾綱能夠數十年如一日進行太平天國史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亦與范文瀾等對他的信任和尊重不無關聯。按周予同的分類法,金毓黻無疑屬於史料派學者,「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他主要是一個史料學家」。[86]金毓黻建國之初供職于北大文學研究所時,其中國史學史研究遭致冷落而心灰意冷;[87]一九五二年入近代史所後欲修訂並重版《中國史學史》,得到劉大年的大力支持。[88]他此前的學術重點和成就均在宋、遼、金史及東北地方史,「一旦改研近代史事,便覺茫然失據,新知未立,舊聞已捐,成為妙手空空家徒四壁之人」;加之「苦於理論水準太低,幾至不敢下筆」。[89]這無疑都影響了他才能的發揮。
他努力進行唯物史觀理論的學習,並得到近代史所同仁的幫助。一九五六年他代范文瀾撰寫《人民日報》所約紀念章太炎之文,完成初稿後向所內同仁徵求意見,獲益頗多。他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日記中記載:「近來我受到范文瀾先生之鼓舞,頗努力於讀書及撰文章,雖自知水準尚低,標準尚差,但在其鼓舞之下,即無形有很大力量,使我努力向前。」在一九五六年的總結中寫道:「今年所以撰文之多,是受到范文瀾先生的鼓舞,本所同人的幫助」。[90]范、劉等對這些傳統學者的生活亦頗為關心。一九五七年二月金毓黻染病,二十一日「午後劉大年同志偕胡金同志來視余疾」。[91]金患失眠症後,范文瀾致函劉大年:「大年同志,剛才去看金老,……,他失眠嚴重,記起吳晗同志失眠是一位老醫生治好的,請你打電話問問吳晗同志,請他介紹那位老醫生,給金老治治看」。[92]
唯物史觀派學人建國後致力於追求史學更高的科學性而尤注重史料,在范文瀾、翦伯贊等人主導下,中國新史學會整合新舊各派學者的力量,編撰大型史料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一九五○年十月三日,翦伯贊、范文瀾宴請金毓黻,邀其編輯《太平天國史料叢刊》,並答應出版他所編纂的《民國碑傳集》。[93]金毓黻欣然領命,並於次日撰寫《關於整理近代史料的幾個問題》,赴南開大學史學系做近代史料整理方面的演講。[94]建國後對史料整理的高度重視,可以說真正契合了舊派學人的治學路徑,他們可以充分展其史料編纂、考辨之所長。范文瀾、劉大年等對傳統學者用其所長,金毓黻、聶崇岐、張雁深、王崇武、王會庵、孫瑞芹等舊派學人皆被編入史料組,[95]在近代史料編纂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舊派學人大多對新中國有較高認同,雖經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之壓抑而並未消沉,加之范文瀾等與這些學者頗多共鳴,近代史所融合新舊史家較為成功。金毓黻對近代史研究所的摯愛在他的日記中時有所流露。他表示:「我往日喜作歷史研究,但未能如願,直至年屆六十以後,進入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乃得稱心如願,因而視所為家」,認為「本所學術空氣及環境甚佳」。[96]這並非虛飾之詞,在新的政權下,他無疑體現了一種可貴的主人翁責任感,就近代史研究所的建設發展多次建言獻策,[97]促進學術繁榮的拳拳之心可感。、培養青年人才
范文瀾在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之前,已然著手引進人員。[98]當時近史所對有志于史學研究的青年學子有莫大的吸引力,被視為就業的首選之地。至一九四九年九月新進人員有:劉明逵、高大為、禹一寧、陳振藩、王佩琴、劉偉、王濤、李朝棟、傅耕埜、王忠、沈自敏、房鴻機等十二人,[99]其中多為剛畢業的大學生。至一九五一年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共二十八人:研究員六人,副研究員一人,助理研究員九人,研究實習員十二人。[100]力量仍顯薄弱。范文瀾引進年青人才多有長遠規劃。他非常重視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注意物色有條件研究中外關係史的青年學子到所工作,沈自敏、丁名楠、余繩武、賈維誠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後相繼進入所內,成為近代史所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基幹力量。一九五三年成立帝國主義侵華史組,沈、丁、余、賈四人為創始成員。隨後三、四個月間,李明仁和張振鶤相繼調入,被安排到帝國主義侵華史組。此後一兩年間,組內又增加康右銘、潘汝暄等,侵華史組人材稱盛。[101]
通過引進知名學者無疑使近代史所研究力量得以大大增強,但是,金毓黻、聶崇岐、王崇武等學者畢竟垂垂老矣,且研究重心不在近代史領域。如金毓黻所言:「研究中國近代史為我國現階段最薄弱的一環,其人數之少,本所及各高等學校上去不有例外。至於本所以研究中國近代史為主,由於高級研究員太少,因而力量薄弱顯得更為突出,此則為不可掩之事實,亦為短時間無法克服之現象」。[102]事實上,一九五七年近代史所除去老病和不常在所的研究員不過六人,副研究員共六人,助理研究員九人,而以年青的研究實習員居多。「全所將近一百人只有三十歲的平均年齡,應該承認這是新生力量最大的象徵」。[103]不言而喻,新生力量的培養為近代史所發展的重中之重。
對於培養青年,范文瀾尤為注重:1、制定理論學習計畫,自學理論;2.分配一定的具體工作,在工作實習中鍛煉;3、注意講解有關業務知識。劉大年還曾設想:「每月開讀書報告會,報告每人心得和甘苦,彼此可以互相啟發,有助於培養幹部。由各組自定計劃而不要過於嚴肅」,以促進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長。概而言之,近代史研究所培養青年人才基本承襲建國前延安史學機構的培養模式,但又有所發展。這一模式要義有二:研究實習員給指導人作助手;研究實習員所研究的專案是指導人研究專案的一部分,在研究工作中培養和帶動青年研究實習員。
金毓黻綜合小組討論意見而對此問題進一步提出建議:對研究實習員實行全部分配製,即明確規定某一實習員是某一研究員或副研究員的助手,某一實習員是協助某一助理研究員研究某一問題的成員。先由個人自報,後由領導通過研究工作會議一一規定下來。[104]當時青年研究人員大多要求在研究上得到有效指導,包括指定題目、幫助制定提綱、指出看哪些理論書、從哪里搜集材料、指出在這個題目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應該發現哪些問題等。[105]這一青年研究人才的培養制度貫徹落實似乎並不理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小組學習會上金毓黻即提出「培養新生力量未能符合要求」。[106]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劉大年在報告中亦認為本所工作主要缺點在於「收集許多好幹部,但成長不很快,特別是對近代史研究無基礎」。[107]
一九五四年強調學習蘇聯,其中有一項就是實行研究生制度和學位制度。[108]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郭沫若院長在政務院第204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提出:「增設研究生處,負責指導全院研究生的培養工作」;「爭取在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度內招收第一期研究生
」。[109]並制訂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暫行條例》,其中規定:研究生畢業後由中國科學院授予副博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特殊情況延長不得超過一年。研究生論文選題應列為研究所研究計畫的一部分。[110]一九五五年整個中科院招收研究生五十名,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七人,近代史研究所占四人。[111]一九五六年其簡章上導師六人,專業方向九個,[112]最終僅黎澍招收了康有為研究方向的喻松青(一九五七年三月入學)。當時對於招生考試非常慎重,[113]閱卷工作亦極為細緻,金毓黻曾記其事:「閱研究生試卷凡六、七日,至今日始閱完,又須與蔡君美彪交換評閱,此次閱卷頗為細心,以恐屈抑真才之故」。[114]
五十年代中科院實行實習員制和研究生制雙軌並行,一九五六年對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的培養結合學位、學術稱號授予制度的建立做出了相應規定。近代史所的年青研究人員對於副博士學位相當熱衷,以致于金毓黻在關於培養青年人才的建議中特別提出:「在他們思想和意識上,肅清想作副博士的念頭,不肅清這一不合理的念頭,就往往走向偏向,誤入歧途,耽誤了所應做的正常業務」。[115]劉大年在全所大會上亦強調:「本所青年同志對副博士有興趣,是應當的,但必須把這一要求匯成為一個力量,即是集中力量投到計畫中去,才算正確」。[116]副博士學位的授予,一方面給青年帶來激勵,但畢竟名額有限,難免有心理失衡者甚而影響到工作。
黎澍一九六○年調入近代史所後,分管幹部培養工作。他對青年熱心愛護,獎掖後進,不遺餘力。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間,黎澍派人赴全國各高校選拔學生。[117]
一九六四年近代史所共派出中南、東北、華北、西南、西北共五路人馬,拿著中宣部的介紹信去各大學挑選優秀畢業生,從全國各地共挑選到三十多人。[118]黎澍對這些招來的年青人非常重視,為他們制訂學習計畫,開列書單,加以輔導。這批研究人員後來多成為近代史領域的學術骨幹。
范文瀾的言傳身教對於近代史研究所優良學風的形成起到了極重要的作用。范氏早年師從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人,受到古文經學的薰陶及考據學派的嚴格訓練。後來憤於國是陵夷參加革命,思想偏於激進,但本質仍是超然無求的一介書生。他告誡近史所同仁要淡泊名利,要有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的精神。「二冷」精神早在五十年代的近史所已深入人心。在狹隘階級觀點甚囂塵上時,范撰文強調歷史主義;在以論代史盛行時,范呼籲「不要放空炮」。他的這些文章言論在當時不啻石破天驚,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極左史學思潮。近史所同人較少陷入左傾政治的迷狂,如漆俠、蔡美彪等撰文強調歷史主義,范氏的潛移默化之影響不可小視。范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處事有時亦不免過左之處,但近代史所同仁無不對其敬重欽服。漆俠被迫離所去天津師范教書後,「去所數年,未嘗一日忘懷范先生,以為終有重得見知之日。以此知嚴、立二人之泣念武侯,初非無故,若漆君者,亦其類也。由是則范先生之深為人所念,可以深思而得之矣。」[119]、集體協作
近代史所在新時期之前,強調集體著述。集體撰著模式是延安時期就已形成的傳統,而且成效顯著,體現了單騎掠陣難以比擬的優勢。建所之初,研究人員在資料搜集整理方面集體協作,同時多依自己興趣從事個人專題研究。這段時間迥異於建國之前的是專題研究相當興盛,這固然符合毛澤東所強調由分析而綜合的治史取徑,亦可見史語所一脈史學的潛在影響。陶孟和總結時提出批評:「近代史的工作,需要加強計劃性,並且要堅持計畫;也需要加強集體性,過去個人寫專題論文的工作法,沒有能夠表現出集體的力量來」。[120]
集體寫作模式之強化,誠與崇尚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有關,蘇聯因素的影響亦不可忽視。據蘇聯經驗,「如果不做集體工作,就不容易在理論上提高,要用集體工作來總結個人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是這樣一種形式:即依據研究題目的大小,組織不同情形的編輯委員會。如果研究題目很大,編委會內可以包括科學院內外各方面的有關的專家,由大家分章,分節起草,經過反覆的集體討論然後定稿。除此以外,每個人的專題研究在寫成初稿後,廣泛的吸收批評意見,這也起一種集體工作的作用。」[121]「個人的研究一般要靠集體討論」。[122]此後,在學習蘇聯的思想指導下,尤重視發揮集體寫作的整體優勢。無須諱言,集體寫作與個人研究二者存在矛盾,但並非絕對地不相容,劉大年認為:「對於集體研究工作,必須在思想上加以重視,但決不能對每個人死板要求,因而限制了創造性」。[123]「假如不發展個人研究,科學就不能發展,甚至等於取消研究所。」[124]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所會議報告中強調:「科學研究要依靠個人深入鑽研,我們對集體研究工作,一定要照顧個人的專長和愛好,要把人個專長與集體工作和國家利益合結起來。我們的集體工作,不排斥個人專長,要把一切力量組織到計畫中來,不這樣做,就要走回各幹個人的老路」。[125]一九五八年一月,近代史組開會討論集體與個人的關係,並對個人研究計畫及長遠方向進行討論。[126]
事實上,大型資料集的編纂出版,非集眾之力難以為功。而諸如《中國史稿》第四冊、《中國近代史稿》、《帝國主義侵華史》這種規模較大的著述,集體寫作亦當為不二之選。嚴中平一九五五年致函劉大年請教近代史所集體編寫的經驗,可見近代史所這種模式當時有一定影響。[127]而且,在研究成果出版時均視之為集體財富,多署有近代史所的名稱,彰顯出對個人名利的淡泊,對集體主義的推崇。集體撰著已經成為近代史所一個重要的學術傳統,很多青年學者正是通過參與集體研究項目而逐步成長起來。一個研究所如果沒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著作,終歸為一件憾事。因此,時至今日雖然其具體運作方法不拘一格,集體撰著模式仍未失去其合理性。[128]
近代史所同時重視與其他單位的聯繫與協作。一九五三年在總結中指出:「我們工作中有些缺點,就是因為未與國家有關機構取得聯繫而受到了限制。最近這種聯繫加強了,如近代史研究所與高等教育部門。各所間的聯繫也應加強,如近代史研究所與經濟研究所近代經濟史組」,[129]因與人民大學有共同淵源,二者聯繫緊密。一九五八年人民大學尚鉞來函:「我們近代史組和現代史組決定在范老和您的領導之下,……,並結合在一起工作」,「我們近代史組集體的和個人的規劃,也打算置於三所的雄偉規劃之內」。[130]一九六○年人民大學何干之意欲與近代史所協作寫中日關係史,劉大年致信張維漢、黎澍:「我原來有一個想法:只要能夠發揮學術界的潛力,對研究工作有利,這類工作我們應盡力促之,不要有所內所外畛域之見」。[131]肆、得失之檢討與省思
近代史所早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與國家級史學研究機構之地位及外界之期望,甚至與建所之初衷均有相當的距離,因而一度引起質疑與批評,「有人以為本所遠不如某大學。今日之研學方法亦不如舊日」;[132]劉大年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全所大會報告上亦坦言:「由於過去幾年來只是打架子,未建立進行計畫,又搞過幾次政治運動,接受外來任務太多,以致分散力量和交不出賬來。……,因而成績不夠顯著。內部感到不滿,外邊也有批評」。[133]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後,學術研究萬馬齊喑,作為上百人的研究所,近代史所「一年的科研成果只發表了兩三篇影響不大的文章」。[134]如今檢視近代史所早期的學術研究成果,固然有《中國史稿》第四冊、《帝國主義侵華史》等標誌性著作尚有可觀,但專題研究多止於篇幅份量有限的論文,專著則難得一見。平心而論,與同一時期的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相較,亦有所遜色。其間之得失值得檢討與省思。
就中國近代史資料的搜集整理而論,近史所的功績堪與其研究重鎮之地位相稱,亦為海內外學界所認可。此一成就端賴於其兼收並蓄、整合新舊的人才策略。由於史料工作與現實政治相對疏離,而與聶崇岐、金毓黻、王崇武、張國淦、張雁深、孫瑞芹等所謂「舊派」學人的治學路徑契合,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史家在其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以他們為主力的資料編輯室「平均每年編輯並翻譯出版上百萬字的資料」,[135]勤謹高效自不待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編纂,非馬克思主義史家亦貢獻甚巨,雖然《叢刊》之編纂在唯物史觀派近代史總體框架內展開,但對近代史料多方搜羅,勤加考辨,披沙撿金,充分體現了傳統史料考據之特點。
由分析到綜合、由專題到通史的總體思路,兼顧微觀與宏觀,整合史料與史觀,就其基本理念及取徑而論,這無疑是治史的正道。且初期各人所確定的研究專題,內容豐富,範圍廣泛,涵括了中國近代史的方方面面。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少專題研究計畫因懸的過高,且急於求成,反致半途而廢。而且,雖然當時近代史所學人對集體研究與個人撰述之關係不乏辯證認識,然而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卻並非易事,容易陷於顧此失彼之境。因過於強調集體攻堅,個人研究不免常受抑制或被忽視,八十年代以前近代史所個人專著十分罕見,而一九五三年由近代史所調任院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牟安世,卻在五十年代連續出版三部專著,這一對照不由令人深長思之。個人專題研究的薄弱無疑不利於學術事業的繁榮,且使集體撰著通史類著作亦舉步維艱,近代史所同人為之努力多年的多卷本《中國近代史》(後以《中國近代史稿》形式出之)終未竟全功,張海鵬先生數十年後反思,通史撰著效率低,「尤為重要的在於研究不夠,資料不夠。那個時候寫通史,分工以後,每個人都是從頭做起,……,每個人要寫的話都要從收集原始資料開始,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弄,非常慢」。[136]
就其種種規劃與設想觀之,顯而易見近代史所學人意在增強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科學性、促進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但這些計畫設想在具體落實層面則往往窒礙難行,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無疑是根本原因。
首先,因過於強調學術為政治服務,一大流弊是使學者缺乏追求高深學問的動力,難以從根本上走出建國前普及重於提高的格局;同時近代史所學者的關注點逐步聚集于政治史甚至革命史,而未能拓展研究領域,建立較為完善的學科體系,尤堪遺憾。實際上,「中國近代思想史」是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時期即已著手的課題,[137]但近代史所在早期對近代思想史卻未多措意,在時人眼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無非是批判唯心主義與宣傳唯物論,應由哲學研究所來承擔;[138]劉大年等人雖曾熱衷於近代資產階級研究,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難以為繼;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應該說在較高程度上契應了現實政治的要求,但在極左肆虐下亦被視為編寫中華民族「挨打受氣史」而成為批判的靶標。[139]毛澤東當初的指示是將近代史分為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四大分支,由分析而至綜合,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語境中,這一「最高指示」竟也無法落實。
其次,頻繁的政治任務與政治運動使近史所學人疲於應付,缺乏足夠時間沉潛於學問。由於近代史所淵源於延安,在整個中科院中政治地位非比尋常,是當時中科院唯一實行供給包乾制的研究所。諸如「為各機關團體作有關中國革命史、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美國帝國主義侵華史等臨時報告,又由出版總署編審局的委託審閱稿件,為文化部、外交部、學習雜誌等機關提供材料,解答問題」等社會政治活動均需積極參與。[140]陶孟和在一九五一年的總結中提到:「在過去一年裏,近代史研究所參加所外活動很多,譬如,西藏文化工作團,就去了三個人,文化部去山東調查武訓的歷史,也有近代史所的人參加的,此外在北京並參加史學會的活動。因為有這些所外的工作所以所內的工作就未能按計劃進行」。[141]
在一九五一年底開始的中科院思想改造運動中,在政治上具先天優越性的近代史所研究人員亦理所當然成為主力。據劉大年回憶,思想改造運動「最主要的還是近代史所的人」,「近代史所的人,頭一兩年就是參加運動: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等,業務上沒做什麼,別人也覺得近代史所就是該幹這個」。[142]參與社會活動過多,心有旁鶩,無疑亦影響到學術研究的成果。以致「一、不能按照計畫完成任務;二、對於青年幹部缺乏有計劃的培養;三、臨時工作太多,妨礙了正規工作;四、工作顯不出成績」。[143]一九五三年底只完成計畫研究工作的四分之三,[144]一九五四年中科院對各所進行工作檢查,近代史所有較多課題未能按計劃完成受到批評。[145]
學術研究與政治運動的矛盾難以紓解。范文瀾儘量從一切不太緊要的例會、活動中脫身。[146]他晚年多病,自謂「日暮趕路程,欲進足不前」,仍不稍鬆懈。范為專心著述讓劉大年主抓所務,由於運動太多,劉大年「整天忙碌,顧此失彼,出了大力卻收效有限」,複極力要求再給近代史所調一位專管黨的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所長。[147]
范、劉無疑將學術研究做為近代史研究所的至關重要的工作,他們時時強調要「集中力量抓緊研究工作」,「堅持計畫投入時間實現目前任務」,「推動其他工作,包括培幹在內,必須先抓緊研究工作,如果對屬於關鍵性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就影響到其他工作都做不好」。[148]即使在整風運動期間,范文瀾仍強調:「我們必須堅持業務整風兩不誤的原則。參加大辯論自是大好事,是否可分批輪流去參加(每人參加的次數,看業務上需要的緩急),或選與業務工作影響不大的同志若干人去參加,請同志們考慮。將來算業務成績賬,總得能交出一些來才好」[149]。
文革中近代史所軍宣隊一九七三年《關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同志的結論請示報告》認為:劉大年「自一九五四年主持所內工作以來,……,在幹部工作中,有些重業務,輕政治,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150]在堅持將學術研究置於首位的思想指導之下,近代史研究所形成了在當時頗難得的學術研究氛圍。當政治環境寬鬆之時,學術研究工作就呈現興盛的態勢。但是無須諱言,文革十年自不必說,即便建國後的前十七年,頻繁的政治運動亦給學術研究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學者們如履薄冰依然動輒得咎。劉大年晚年回憶:「那時運動多,經常要檢討,范老曾開玩笑說是在『檢討上學習兼行走』」。[151]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對近代史所的學術發展影響深遠。近代史所榮孟源因發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被定為史學界四大右派之一。[152]劉大年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駁一個荒謬的建議》,對榮文加以批判。文革後劉在為榮著《史料與歷史科學》一書所做序言中公開道歉。[153]此事實有隱情需加厘清。榮文與金毓黻有關。金究心於民國史料整理,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其倡議應者寥寥,至一九五六年始遇到近代史所同仁榮孟源這位「氣誼相孚」的知音。[154]榮孟源聯繫馬列學院馬鴻謨等人,再度計畫編纂《辛亥革命以來史料長編》。榮孟源那篇受到批判的文章,主要目的在於贏得學界對此項工作的重視。榮文提及:「我知道有人整理過辛亥革命以後的資料,因為這種工作不被重視,於是把工作中輟,把已經收集的材料束之高閣,使自己成為無所事事的所謂『潛力』」。
顯而易見,這是在為金毓黻鳴不平,而榮文所提建議內容大體本于金毓黻的設想。[155]事實上金毓黻隨後亦在所內討論會上被攻擊為「學術思想上屬於右派」,[156]只因當時政治對他這樣的舊派學人相對寬容並未受到更多直接衝擊,但此後他亦承受巨大的思想壓力以致一病不起。竊以為,榮孟源此文無意識下觸犯了不小的政治忌諱,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在當時被納入中共黨史的軌道,榮文雖然僅提出搜集史料,但是這一時段國、共政權何為正統則頗棘手。榮氏將革命根據地、解放區同張作霖、閻錫山並列「各撰為錄」,自然予攻擊者以口實。
而劉大年的批判文章也有其背景。筆者獲得范文瀾手稿,摘錄於下:「目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多是論文──夾敘夾議的論文。我看,是指何干之、胡華等同志所寫的現代史。榮認為這是用論文體裁寫的。何、胡等著述,固然不能令人完全滿意,但至少是企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寫的,……,這裏並無『代替一切』的問題,因為我們從來歡迎資料集,而且正在編資料集,有的是高低的問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是高,僅僅排編資料的是低。榮所說形式上似乎無的放矢,實際是要提倡用客觀主義的史學來爭奪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史學地位。所謂『有人說』『我認為』,狂妄之極,應嚴加駁斥」。[157]對照劉文論點不難推測,范、劉二人就榮孟源文有過討論。而且將榮打成右派還有更複雜的因素糾結其中,[158]這些批判文章實乃形勢所迫不得不為。[159]
反右運動打斷了近代史所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呈現的良好態勢,其籌備得頗具聲勢的一次全國近代史學術討論會無疾而終,即可窺一斑。此次會議在一九五六年底就開始醞釀。金毓黻在給近代史所壁報所作新年獻詞中寫道:「擺在我們面前的中心問題,就是一九五七年度召開的近代史學術討論會。我們要以最大的努力作好準備,我們要以組織者自居認為責無旁貸,我們要看作是一次具有考驗性學術競賽」。[160]近代史研究所為這次全國學術討論會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所有學術委員與中國近代、現代史學術會議籌備委員舉行聯席會議,討論預定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召開的中國近代、現代史學術會議的準備工作。與會者有潘梓年、范文瀾、侯外廬、胡繩、嚴中平等三十多人。學者們認為:「我國近年來對近代、現代史的研究還很薄弱,無論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等領域都缺少系統的研究,全面的綜合研究則更少。在研究方法上還有著濃厚的因襲觀點,有些研究者缺少深入鑽研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資料工作迄今沒有引起所有研究者的重視」。而此次學術討論會,就是要針對已有研究之不足,討論今後近代、現代史的研究方向。自會議籌備以來的五個月中,收到全國各地史學工作者的論文逾四十篇。[161]五十年代由近代史所舉辦一次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無疑是一件相當振奮人心的事情,很多人對此次盛會傾注了高度熱情。筆者在近代史所檔案室發現當時收到的論文稿件數十篇,踴躍參與者既有蔣孟引等已頗有名氣的學者,亦有非專業研究者如安徽懷寧第一初級中學的教師。[162]但是,由於反右運動忽起,此次近代史所全力準備的學術盛會不了了之,成為難以彌補的遺憾。
在五十年代學人看來,「學術為政治服務」似乎天經地義;新時期以來人們痛定思痛,又視學術與政治形同水火。與古史相較,中國近代史同現實更為切近,建國初期的近代史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以學術參與意識形態的構建,政治與學術的互動關係體現得尤為鮮明。論者指出,政治對學術也存在正面影響,[163]因意識形態需求之推動而結出學術碩果,在學術史上亦屢見不鮮。事實上,近代史所的創建及中國近代史學科「顯學」地位的確立,固然有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更不可忽視其背後政治需要的強力支撐;近代史所研究課題的選擇也受到現實需要的引導。但不可否認,政治與學術不能混為一談,各自有其邊界,學術固然不能脫離政治,但相對的獨立性對於學術之健康發展而言無疑不可或缺;將學術作為政治的附庸,勢必造成學術與政治的雙重悲劇。就近代史所的早期學術研究觀之,政治因素頗有雙刃劍的意味,其利弊均不可小覷。一方面,近代史所作為國家級史學研究重鎮,居於制高點,佔有較為豐富的資源,實具當時其他近代史研究機構難以比擬的優勢;另一方面,政治又成為制約近代史所學術繁榮發展的關鍵因素。
如前文所述,近代史所早期在學術上有一定建樹,尤其資料建設成就斐然可觀;其嚴謹執著、不尚浮華的學風雖經文革浩劫仍不絕如縷得以傳承。這些構成了新時期以來近代史所迅速發展的根本基礎。不可否認,在泛政治化的時代背景下,近代史所學人並未放棄其學術追求,仍力圖在意識形態訴求與對學術的堅守之間尋得某種平衡,這是它在學術上取得創獲的根本原因。尤其是政治生態趨於健康時,近代史所也就展現出蓬勃生機;而面對左傾政治的巨大壓力,學者們無疑處於弱勢,他們往往只能選擇沉默甚至屈從。對於他們的探索與奠基之功,須置於其所處的時代政治環境加以衡量,體會他們的艱辛,也體會他們的無奈。參考書目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王可風。〈建國十年來南京史料理事處的工作概況〉,《中國檔案》,8:16。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評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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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如桂遵義,《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張劍平,《新中國史學五十年》(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對史學機構均寥寥數語帶過。[2]
建國前中共史學研究機構的傳承脈絡: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成立的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一九四一年九月更名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歷史研究室,一九四七年八月北方大學成立歷史研究室,一九四八年八月成為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此四個研究室一脈相承,機構設置以范文瀾為依歸。一九五四年中科院組建三個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改稱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一九五九年復稱近代史研究所。[3]
油印本,中國科學院檔案:辦永50-1。[4]趙儷生,〈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收入趙儷生《文史學的新探索》(上海:海燕書店,1951),頁3-19。。[5]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計畫〉,《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2,
14: 39。[6]
據李瑚回憶,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四日近代史所迎新會上,范文瀾提及,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擬成立歷史研究所,是范氏主張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1。[7]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222。[8]
中國科學院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向達在中國科學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的高級研究人員小型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彙集》,1958,頁47。[9]
見《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彙集》,頁53。[10]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163。[11]
牟安世,《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名著——范著〈中國近代史〉》,《近代史研究》1994.1:57-58。[12]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136。[13]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頁802。[14]
范氏轉入近代史領域為一九四二年。據長期擔任范氏助手的蔡美彪回憶:遵照毛的指示,近百年史的寫作本有分工,范負責寫政治史,陳伯達寫經濟史,歐陽山寫文化史,郭化若寫近代軍事史,但最後只有范氏真正著手撰寫成書。蔡美彪訪談記錄(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轉引自陳其泰著《范文瀾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107。中國歷史研究室一九四二年訂立的三年規劃,近代史組的任務占了大半,顯而易見對近代史研究的特別重視。詳參〈中國歷史研究室研究計畫〉,《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280-283。[15]
程文,〈吳玉章在華北大學〉,收入黃達主編,《吳玉章與中國人民大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頁104;趙儷生,《籬槿堂自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130。[16]
〈武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籌建方案〉,《中國科學院年報》,內部發行,頁315。[17]
〈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建方案〉,《中國科學院年報》,頁318。[18]
蔡美彪,〈嚴謹務實淡泊自甘〉,《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1999.1,頁63。[19]
王學典,〈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04.1。史觀、史料的派分始于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學林》第4輯。這種劃分影響深遠,許冠三著《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嶽麓書社,2003)亦有闡發,王學典更是撰寫多篇文章系統論述,參見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20]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2.1:
148。[21]
歐陽軍喜,〈論「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形成〉,《史學史研究》2003.2。[22]
范文瀾,〈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4),頁213。[23]
榮孟源,《史料和歷史科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頁205。[24]
參見〈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況〉,《科學通報》1951.1;〈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況〉,《科學通報》1950.4。[25]
王可風,〈建國十年來南京史料理事處的工作概況〉,《中國檔案》1959.8,頁16。[26]
參見曹必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成立始末〉,《縱橫》2003.3:42-43。[27]
詳參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我們是怎樣開展歷史檔案利用工作的》,內部資料;王可風,〈建國十年來南京史料理事處的工作概況〉,《中國檔案》1959.8;〈范文瀾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26。[28]
《人民日報》1957.7. 13,第11版。[29]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況〉,《科學通報》1950.4。[30]
〈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況〉,《科學通報》1951.1。[31]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3。[32]
《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的建立與發展》,科研處檔案「所情況簡介」。[33]
〈范文瀾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24。[34]
〈黃炎培日記〉(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藏近代史研究所檔案室,張顯菊摘錄,下同。[35]
〈黃炎培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39。[36]
〈范文瀾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40。[37]
〈黃炎培日記〉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一日、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38]
〈黃炎培致范文瀾〉,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26。[39]
此處「歷史研究所」即指近代史所。見〈黃炎培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95。[40]
主要有《天鐸報》(1911-1912年)、《太平洋報》、《帝國日報》(1910-1911年),以及柳亞子在吳江老家主編的幾種小報,都是國內孤本、珍本。《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的建立與發展》,科研處檔案「所情況簡介」。[41]
〈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況〉,《科學通報》1951.1。[42]
〈中國科學院1950年工作計畫綱要〉,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1949-1954)》,內部資料,頁134。[43]
《陶孟和副院長報告社會科學四所的工作情況》,中國科學院院檔 51-2-7
,手寫稿。[44]
〈中國科學院一九五二年工作計畫要點〉,收入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45]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頁4。[46]
〈中國科學院一九五三年工作計畫〉,《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1949-1954),頁155。[47]
〈中國科學院所長會議社會科學組會議總結〉,《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1949-1954)》,頁230。[48]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整理印行中國近代史资料叢書計畫草案〉,《光明日報》,1958.4.28。[49]
為集中力量,近代史所成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課題組。一九六一年前共出版的十種《叢刊》,其中《太平天國》、《撚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編纂皆以近代史所人員為主體,《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近代史所人員亦多有參與。依時人觀之,《叢刊》的編纂以近代史所為主恐怕亦屬名正言順之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叢刊》的署名次序未必與其實際貢獻相符合,如《撚軍》署名為范文瀾、翦伯贊、聶崇岐等五人合編,但據筆者新近發現聶崇岐手稿,《撚軍》實為聶氏獨力編成。茲抄錄於下:一九五零年夏,齊致中約翦伯贊先生便飯,邀餘作陪。先生謂計畫編纂中國近代史資料,慫恿致中及余分任“鴉片戰爭”及“撚軍”二題。余于秋初開始蒐錄,至一九五二年初,大致完成。會三反運動起,工作停頓。至夏初,又著手整理、標點、編排,每通宵從事,至十一月全部交由中國史學會轉上海神州國光社承印。一九五三年一月,開始校對印樣,至三月底,全部竣事。故此書之成,自始至終,皆出餘一人之手。
方稿之交出也,翦先生謂余在三反中成為重點,單獨署名不甚宜,且此種資料叢書亦無只用一人名義者(實則白壽彝編回軍起義,即由其一人出名,餘雖知之,未當面點破翦先生所雲之不合實情),因建議署名由范文瀾先生領銜,翦居其次,餘列第三。又囑推薦二人以湊成五人之數。余當時以許大齡、陳仲夫二名應命。孰知翦先生未用許陳,改以其助手林樹惠、王其榘二人充選。於是此書編者項下遂居然有五人矣。
一九五八年五月,歷史三所開批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大會。中間休息時,范先生語余,此後《撚軍》再版,可將未參加工作者名字剔去,只由餘一人出名,以便名實相符。余以此書已重印三次,若于以後重印時編者一項,由五人變為一人,無乃不著痕跡,因婉言向范先生謝絕。故於一九五九年第四次重印時,編者項下,一仍舊貫,未予改動也。
據段君昌同言,當此書署名之補充二人也,翦先生向其助手五人說和,嗣乃決定用林王二人。段君當時頗不以此種作法為然。嗚呼!義利之不明久矣,彼寢饋儒經者尚難辨此,又何責於今之人哉?
筱珊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另外,在近代史所檔案室藏王其榘親筆所填之職稱評定表上,亦有“列名聶崇岐獨力編成之《撚軍》”之語,足可佐證。[50]
詳參石煤,〈中國科學院在南京的六個單位今年研究工作獲得顯著成就〉,《人民日報》1956.12.23,第7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曾三的發言〉,《人民日報》1957.7.14,第11版;〈大力開展檔案資料的整理和利用為社會主義全面大躍進服務!〉,《人民日報》1958.2.12,第9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南京成立〉,《人民日報》1964.3.29,第2版;王可風,〈建國十年來南京史料理事處的工作概況〉,《中國檔案》1959.8;曹必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成立始末〉,《縱橫》2003.3。[51]
張振鵾,〈回憶范老與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1。[52]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況〉,《科學通報》1950.4,頁259-260。[53]
〈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況〉,《科學通報》1951.1,頁83。[54]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題目〉,《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頁20-21。[55]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1-2。[56]
丁瓚,〈關於制訂科學工作計畫的幾點意見-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各研究所所長聯席會議上的發言〉,《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今日近代史所人員做古代史研究可能被視為僭越,而在五○年代則並無嚴格畛域分割。當然,以研究近代史為主體則是一直強調的。[57]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6。[58]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8。[59]〈中國科學院所長會議社會科學組會議總結〉,《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1949-1954)》,頁230。[60]《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集‧前言》(北京:科學出版社1954),頁1。[61]
詳見《中國科學院年報》,頁540-541。[62]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19。[63]《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況》,《科學通報》1950年第4期,頁260。[64]
丁瓚,〈關於制訂科學工作計畫的幾點意見──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各研究所所長聯席會議上的發言〉,《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65]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15。[66]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0),頁7041。[67]
「中國近代通史」之名,始見於一九五七年八月近代史所小組討論工作計畫。見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19。[68]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70。[69]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22、23。[70]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採訪張振鵾先生記錄。[71]
《中國史稿·編輯工作說明》第4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2]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採訪張振鵾先生記錄。[73]
何炳松,〈歷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264。[74]
賀昌群,〈哀張蔭麟先生〉,載《賀昌群史學論著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539。[75]
《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關於研究方針、具體任務、工作計畫的意見》,《中國科學院第一次擴大院務會議》,頁1。[76]
金燦然謂專門委員會「只有個空名義」,見〈金燦然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6),頁86。[77]
〈中國科學院1955年各研究單位組織機構〉,《中國科學院年報》,頁171。[78]
劉大年,〈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的研究工作〉,《科學通報》1954.8。[79]
〈金燦然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86。[80]《靜晤室日記》,頁7358。[81]
夏自強,〈功不可沒的聶崇岐教授〉,收入張世林編《學林往事》(北京:朝華出版社,2000),頁1004。[82]
劉大年,〈太平天國史學一大家〉,載《困學真知-歷史學家羅爾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20。[83]
劉大年,〈懷念黎澍同志〉,《近代史研究》1989.2,頁1。[84]
劉大年藏書信原稿,未刊。[85]
汪敬虞,〈記憶猶新的回憶〉,《近代史研究》2000.6,頁7。[86]
叢佩遠,〈金毓黻史學研究評述〉,《學術研究叢刊》1987.4。[87]
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頁206、226。[88]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6948、6958。[89]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129。[90]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200、7355。[91]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410。[92] 劉大年藏書信原稿,未刊。[93]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6941。[94]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6941。[95]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128。值得指出的是,當時的年輕學人的確存在輕視史料工作的傾向,據張振鵾先生回憶,他們當時對這些舊派學人多持敬而遠之的態度,而未能認識其真價值。這也是時代大環境使然。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採訪張振鵾先生記錄。[96]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537、7354。[97]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189、7354、7358、7345、7354。[98]
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6),頁37。[99]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況〉,《科學通報》1950.4。[100]
〈中國科學院1951年年底各類人員統計表〉,載《1949-1956中國科學院各種資料統計資料彙編》,內部資料。[101]
張振鵾,〈回憶范老與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1;2008年1月15日採訪張振鶤先生記錄。[102]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54。[103]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45。[104]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70、7360-7361。[105]
劉大年,〈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的研究工作〉,《科學通報》1954.8。[106]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54。[107]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69。[108]
〈許良英先生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2.6,內部發行。[109]
〈關於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的報告〉(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院長在政務院第204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1949-1954),頁10。[110]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暫行條例》,內部資料,頁177-180。[111]
《中國科學院年報》,頁257。[112]
《中國科學院一九五六年招考研究生有關資料》,頁35-36。[113]
黎澍一九五六年致函范文瀾、劉大年:收到擬研究生考試題目的通知及附件一份。但是我不瞭解目前高等學校情況,於試題深淺及品質均無把握,很希望能得到你們所擬的試題作榜樣,見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6),頁151。[114]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40。[115]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62。[116]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70。[117]
戴逸,〈睿智的學者,勇猛的鬥士〉,《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93。[118]
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採訪張海鵬先生記錄。[119]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497。[120]《陶孟和副院長報告社會科學四所的工作情況》,院檔
51-2-7 手寫稿。[121] 劉大年,《歷史專科報告》,內部發行。[122]
《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資料彙編》,頁183。[123]
劉大年,〈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的研究工作〉,《科學通報》1954.8,頁44、53。[124]
劉大年,《歷史專科報告》,內部發行。[125]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70。[126]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手稿,頁21。[127]
〈嚴中平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09。[128]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與意識形態層面對個人價值的重新張揚,近代史研究所的集體研究專案的操作方式也有了變革。據《近代史所一九八七年科研工作總結》、《集體專案進展情況調查(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科研處檔案,油印稿),當年個人研究成果頗豐,而集體項目多不能按計劃進行,遂決定採取嚴格的責任制,並強調「使集體專案真正和個人利益掛起鉤來」,在考核、評定職稱等方面予參加集體研究者以照顧。而此後由張海鵬主持的《中國近代通史》、耿雲志主持的《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等集體專案,則採取承包責任制模式,每卷均由專人承擔,可作為承擔者的專著成果。[129]
〈中國科學院所長會議社會科學組會議總結〉,《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1949-1954)》,頁233。[130]
〈尚鉞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6),頁190。[131]
〈致張維漢、黎澍〉,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6),頁223頁。[132]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54。[133]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69。[134]
劉導生,〈政治運動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和教訓〉,《炎黃春秋》2007.3,頁4。[135]
夏自強,〈功不可沒的聶崇岐教授〉,收入張世林編《學林往事》(北京:朝華出版社,2000),頁1004。[136]
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採訪張海鵬先生記錄。[137]
趙儷生,《籬槿堂自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頁130。[138]
〈中國科學院1953-1957年計畫綱要〉,《中國科學院年報》,頁277。[139]
詳參張振鵾,〈回憶范老與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1;丁守和:〈科學是為真理而鬥爭的事業〉,《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1),頁102-103。[140]
〈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況〉,《科學通報》1951.1。[141]
《陶孟和副院長報告社會科學四所的工作情況》,院檔 51-2-7 手寫稿。[142]
〈關於思想改造運動──劉大年先生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2.1。[143]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58。[144]
〈中國科學院所長會議社會科學組會議總結〉,《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1949-1954),頁228。[145]
〈1954年檢查各研究所研究工作的報告〉,《中國科學院年報》,頁87。[146]
參見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6),頁157、162。[147]
〈范文瀾致張勁夫〉,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73-174。[148]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69-7370。[149]
〈范文瀾來函〉,收入王玉璞、朱薇,《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199頁。[150]
《關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同志的結論請示報告》,1973年9月21日,手稿,劉大年之女劉潞提供。[151]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劉大年在「老專家與中青年學者見面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52]
載《新建設》1957年第7期。[153]
楊天石先生曾撰文〈不文過,不遮醜,不隱惡──劉大年怎樣面對自己的歷史〉(《學習時報》2007.5.21)評述此事。[154]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15。[155]
在劉大年、蔡美彪分別撰寫的批判文章中,均將榮孟源文與國民黨國史館的「國史體例」主張聯繫起來。平心而論,這並非無的放矢,恰表明劉、蔡對榮的「建議」與金毓黻之關聯了然於胸。[156]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693。[157]
范文瀾手稿,存劉大年之女劉潞處。從署名及筆跡可認定為范所寫。[158]
榮孟源一九五三年在近史所「反小圈子」中遭錯誤批判,一九五七年他借「鳴放」之機申訴其鬱憤;另據張海鵬先生言,榮的「右派」為康生劃定。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采訪張海鵬記錄。[159]
劉文外,尚有蔡美彪,〈榮孟源的反動的歷史學「建議」的剖析〉,《新建設》1957.10;樊百川、賈維誠、李瑚,〈批判榮孟源在對待史料上的惡劣作風〉,《歷史研究》1957.11;尚明軒,〈揭穿榮孟源抄襲剽竊的醜惡面目〉,《歷史研究》1957.12。[160]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頁7345。[161]〈史學界積極準備開展爭鳴,將召開中國近代、現代史學術會議〉,《人民日報》1957.4.23,第7版。[162]
均見近代史所檔案室存檔乙X107:《論文史料稿件》。[163]
王學典,〈若干基本共識的再檢討與歷史學的前景〉,《歷史教學問題》2004年第1期。

20世紀90年代之後,經濟史研究在整個中國史學研究中相對趨於沉寂,學術熱點隨時代而變是自然之理,其伏線則是隨著意識形態空氣的變化,新的問題意識仍在醞釀期,研究方法也正在尋找新路徑。20世紀50-80年代,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線是在社會發展五階段理論框架下的“中國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這些主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論題,其實是在中國政治議程下的唯物史觀的發揮。但20世紀90年代之後,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與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分離,論證封建生產關係延續或解體,“資本主義萌芽”是否存在,以及進一步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障礙,失去了尋求政治行動合理性的需要。

學術研究與政治議程的分離,帶給歷史學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但是,對於經濟史學科來說,這也意味著失去了推動研究深化的核心問題意識,形成新的能夠凝聚整個學科的問題意識,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一定階段內,經濟史研究趨於零散甚至陷於失語狀態,實在情理之中。但是,這種狀態並不意味著經濟史研究走向衰落,經濟史學者在表面呈現的分散研究中,默默開始新的探索,積累了新的數據、方法,提出新問題。最近5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研究積累中逐漸推導出新的問題意識。同時,受到英語學界經濟學、社會學對歷史的重新關注之影響,一些新的問題也被引入經濟史研究。當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仍然關心從前現代、早期現代到現代的經濟轉變,但其問題意識轉變至經濟數據、發展圖示(pattern)與世界史(全球史)路徑(approach)。本文將從經濟成長與經濟結構兩個方面論述2000年以來農業、人口、技術、產業、市場、國家行動6個方面的研究進展。


經濟史研究概觀:基於學術刊物的定量分析

由於中國歷史學在傳統學術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20世紀30年代前後開始發軔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主要是在歷史學領域發展起來,但由於經濟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史學的社會科學化追求和探索的主要路徑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同時也成為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積極加入的領域。這個傳統,造成了當代中國經濟史研究同時分屬於歷史學和經濟學兩個學科領域。由於學術傳統和學科重心等原因,經濟學界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相對側重於1840年之後,90年代以後重心更有向當代轉移的趨勢。而自90年代中期之後,歷史學界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相對缺乏貫通性的話題,而更多體現為各斷代史內部的經濟現象研究。

通覽中國經濟史研究論文發表的情況,可以令我們對近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概況有一些粗略的瞭解。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有兩份最具代表性的學術刊物,一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一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從2000年到2016年,兩份刊物總計發表2028篇文章,如果不算其中的書評、筆談、綜述以及關於人物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專題論文有1832篇。這些論文研究的時段、地域,一定程度說明了近20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學術興趣。目前一般將中國經濟史劃分為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子領域[1],古代則一般根據斷代繼續細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明清四個時段。[2]我們綜合留存史料情況和目前對各斷代經濟形態的認識,按照通史、先秦、秦至唐、宋元、明清、民國及共和國七個時段將全部論文加以分類統計。之所以將“近代”分割成晚清和民國兩個時段且將晚清歸入明清時期,是因為我們認為儘管從鴉片戰爭或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的晚清與民國通常被視作一個整體的中國近現代史,但是,就經濟結構,以及制約市場發育的法律與政治制度而言,民國政府的建立是更為根本性的變化。民國政府延續了1905年新政之後所形成的一系列有關商業的法律與制度,同時工商業者與政治的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此,針對經濟史研究趨勢的統計中,區分明清與民國是更有意義的。不過,由於相當多以近代為研究主題的論文將晚清、民國作為一個整體,這給分類帶來一定困難。本文依據這些研究討論的時間重心,以及研究者的提問主要與明清史對話或與近現代史對話,將其分別歸入明清與民國時段。同時,我們也把論文研究的地域分為:華北、長江中游、長江下游、西北、西南、華南、海外等類,其中海外研究主要是東亞、東南亞、歐美與中國的商業關係研究。

表1《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發表論文的主題時段和地域分佈

(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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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如唯一的全國經濟史學術團體“中國經濟史學會”下設古代、近代、現代和外國四個專業委員會。

[2]
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年度《中國經濟史研究述評》即照此劃分。

表1直觀地顯示出絕對多數論文是以明清之後的。如果考慮到民國及共和國總計僅有100多年歷史,那麼這兩個時段的研究所占比例遠遠高於其他任何時段。其原因或可歸結為三點:首先是在問題意識上,不論“資本主義萌芽”或現代化的研究範式,都將明清以後的歷史作為研究的重點;其次是史料條件上,經濟史研究對史料質量要求較高,大規模的中國經濟史史料(數據),自16世紀末才開始有比較系統性的留存,而近年來明清和民國時期史料的大量發現和公佈,使得進行分析性研究的經濟史獲得更大開拓的可能;再次是學術體制上,經濟學界經濟史研究幾乎全部集中於晚清、民國和共和國時期。因此,本文也以明清民國時期為主要討論時段。

表1呈現的研究地域分佈,則顯示了不同時段史料狀況差異對各自經濟史研究的方法進路的鮮明影響。明清之前時段的研究中,超過半數研究是以全國為研究範圍的,這與明清以前史料數量相對較少有關——或不能揭示區域差異,或雖能看出差異苗頭但不足以支持對區域的深入分析。秦至唐時段區域研究比例相對較高,尤其以西北為多,而這背後靠的是敦煌吐魯番文書,這恰從反面印證了前述明清以前經濟史多為全國性研究的原因。相對而言,明清史研究多以區域為基本的研究單位,將全國作為整體考察的論文僅占30.76%,這一時段極其豐富的史料需要研究者充分注意區域差異、謹慎做出全國性判斷,史料數量的膨脹也使得做全國性研究難度提升,於是充分挖掘特定區域的多樣史料加以綜合研究成為有效路徑之一。長江下游及華南,也即江浙、江西、安徽、福建、兩廣、臺灣在區域研究中最為活躍,這很大程度上基於史料遺存與研究機構分佈。

對於民國時期的經濟史,以區域為單位的研究似乎占多數,其中長江下游的研究又佔據絕對多數。但是,該項統計中將所有以上海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都計入長江下游。這樣處理是為了保持統計標準的一致性,但必須強調的是,上海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經濟中具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有關上海金融業、民族企業的研究,其問題指向遠遠超出區域經濟的範疇。民國經濟史研究中,區域並非基本考察單位,“口岸”與“腹地”可能才是研究中劃分地理空間的依據。

有趣的是,針對20世紀下半葉迄今時段的研究中,將全國作為整體考察的研究也佔據絕對多數。其重要原因並非因為資料留存不足,而是在研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經濟時,首要的考慮因素自然是中央政府的經濟制度和政策,而共和國時期經濟檔案的公開又是以全國性或說中央資料為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等公開出版的資料集,相對而言,地方檔案館的資料公開情況不佳。這就強化了以全國範圍作為研究對象的格局。

論文發表的時段、地域分佈的年度統計還顯示,(圖 1、圖 2),表
1所反映的研究格局在這16年間是相對穩定的。就研究的時段而言,幾乎所有的年份,明清時段的研究論文數量都最多,民國時段的研究緊隨其後,針對秦至唐及共和國兩個時段的研究所占比例則大致相近。就地域而言,幾乎所有年度中,以全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都超過40%,但從2009至2014年,以全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占比略有下降。以地域而言,則長江下游與華南一直是研究最多的區域,近年來對華北的研究也有上升的傾向。孫聖民對歷史學與經濟學權威刊物的統計也說明了類似的趨勢。2000至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等4種刊物發表的經濟史主題的論文中,50.8%(92篇/181篇)將整個中國作為研究對象。[1]經濟史研究仍然偏好對國民經濟整體和經濟發達地區的探討,由此可見一斑。

[1]
孫聖民:《國內經濟史研究中經濟學范式應用的現狀——基於〈中國社會科學〉等四種期刊的統計分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6年第1期,第77-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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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國經濟史研究》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論文研究時段比重年度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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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國經濟史研究》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論文研究地域比重年度變動

我們在這裡沒有對兩份經濟史刊物發表論文的內容主題進行分析,不妨引用孫聖民的統計:《歷史研究》發表的經濟史論文中,宏觀經濟(14篇)、土地問題(12篇)、人口問題(12篇)、工農業生產(11篇)占比最高。4種期刊的全部發表中,經濟制度(26篇)、宏觀經濟(21篇)、工農業生產(18篇)則占比最高。顯示了宏觀經濟、工農業生產、人口問題顯然是中國經濟史研究興趣相對集中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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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之研究:農業發展、人口增長與產業經濟的發展

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是現代經濟學範式下經濟史的核心問題。長期以來,農業產出和人口數量被認為是評價前工業時代經濟成長的基本指標。而工業革命後,機器工業則成為衡量經濟發展水準的標杆。近年來,歷史時期GDP的跨國比較成為國際經濟史學界熱點,工資水平等新指標也開始被引入。

1、估算農業成長:從畝產到GDP

在以“資本主義萌芽”為問題意識的經濟史視野下,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生產關係,其預設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是否到了成熟乃至衰落階段,能否從中國歷史中觀察到生產關係從“封建”向“資本主義”的轉變的內在機制?從這一預設引申出的經濟史研究雖然也收集數據,嘗試對宋以來的土地生產做量化考察。但多數研究關注的是地權分配、地價、租佃率、土地產量與地租率等。20世紀80年代之前,也出現了一些優秀的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量的研究,如陳恒力對《補農書》的研究。[1]但是,這些關於農業生產成本、產量的研究,提出問題出發點,仍然是農業生產關係。

2000年之際,李伯重在其博士論文及後續研究基礎上[2],反思上述研究路徑,批評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存在“資本主義萌芽情結”,將任何雇工及貨幣交換的現象都視為“萌芽”的觀點[3]。他認為,跳脫“資本主義萌芽情結”的路徑,其一是要擺脫“歐洲中心論”,其二是應重視生產力的研究。李伯重進而將早期工業化時期的江南的經濟特質歸納為“斯密型成長”,亦即在市場擴張驅動下,通過勞動分工與專業化實現經濟成長。

李伯重的研究在回應“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傳統的同時,與當時北美學界出現的關於中國與歐洲經濟發展“大分流”的論述相呼應。彭慕蘭的《大分流》一書2000年發表後[4],在北美學界引起兩方面的震動。一方面是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者的強烈興趣,使得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溢出歷史學或東亞研究的範圍,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近代社會科學理論的一個試驗場,具有跨學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則引起了研究近代中國農村經濟的黃宗智的激烈反駁,認為彭慕蘭等人錯估了江南的經濟產出。[5]

2000年之際李伯重的一系列研究中,基本沿用了彭慕蘭比較英格蘭與江南地區的分析框架。同彭慕蘭、王國斌等人的觀點相近,李伯重也將工業革命視作多種生產要素與生產方式的組合結果,因此江南與英格蘭只是由於生產要素與生產方式的組合配置不同,而走了不同的工業化道路,並非工業化或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差異。這一觀點直接突破了此前中國史學界求證“資本主義萌芽”的理論預設,同時又為當時方興未艾的“加州學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估計提供了有力論證。[6]

為了進一步論證早期現代江南的經濟成長,李伯重進而將注意力投注於從經濟總量著眼的生產力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估算19世紀20年代之華亭—婁縣地區農業產量。[7]李伯重將產量研究精細化至一個具體的時段,並從《浦泖農諮》記載的“昔時田有三百個稻者,獲米三十斗,所謂三石田稻是也。”推導插秧密度,以插秧密度作為土地品質的參考,由此估算不同品質土地的畝產,及總體的平均畝產。

《浦泖農諮》由華亭人姜皋撰寫,刊刻于道光十四年(1834),1963年上海圖書館曾出版影印本,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此資料最早由民國時松江著名藏書家封文權收藏,1949年之後封文權將此書捐獻,入藏上圖。封文權購入此書時,已注意到其農業史的價值,曾欲重刻。[8]上圖影印之後,20世紀80年代已有經濟史學者注意到此材料,李文治曾根據姜皋的描述估算道光時期的農業雇工經營[9],方行曾經據此估算農民消費。[10]

以水稻產量估算為基礎,李伯重此後的研究進而擴展至對GDP數據的估算。[11]當試圖估算的領域超出種植業時,資料來自何處就是一個極大的困難。GDP研究中,李伯重對農業的估算仍以《浦泖農諮》為主要材料,而對農副業、工商業的估算,則大量依靠“滿鐵”慣調資料及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資料。如他對漁業的估算,直接以1957年情況為參考。[12]這樣的做法實在是受到材料制約而不得不採取的技術處理。

評估農業成長的另一種取徑是利用大樣本數據建立截面數據並推演縱向數據序列。事實上,這是早期農業史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卜凱與珀金斯都曾經做過類似的嘗試。2012年前後史志宏的研究采選了2319個數據,多於此前的數個大樣本研究。該研究面臨所有大樣本統計的同樣問題,即史料中的的石、斗、升等重量單位以及畝、步、弓等面積單位存在各地不同的折算習慣及計量差異,史料中也有大量描述性記錄,如“二三斗”等。史志宏的處理方法是采平均數,並基於大數原則相信數據中的誤差可以相互抵消。[13]

彭凱翔評估了史志宏的數據系列與珀金斯、史志宏、郭松義、趙岡等數據系列之間的關係。[14]彭凱翔認為,以上各組數據系列的相關性其實非常高,這部分是由於史料來源造成的,但一定程度說明各家對清代農業產量有相近的評估。但同時他也指出,從若干時段的截面數據建立連續的時序變化仍然是非常困難的。建立連續的畝產數據,以及由此評估經濟成長,即使從方法論看來,也存在很大挑戰。

2、人口增長的爭議:奇跡還是陷阱?

人口是評估前工業化時代經濟成長的最重要依據之一。2000年以來,中國人口史研究發生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代表是《中國人口史》六卷本的出版,該系列著作是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規劃課題的成果。就本文所討論的時段來說,曹樹基所著之第四、第五卷及侯楊方所著第六卷最為相關。《中國人口史》基本超越了此前所有歷史人口研究,成為迄今最可靠的歷史人口數據,是此後人口史研究的全新起點。

曹樹基估算明清時期人口的方法以何炳棣對人丁含義的研究為基礎。曹樹基的貢獻是首先驗證了洪武四年、十五年及乾隆四十年、嘉慶二十五年等多個時點的戶口數據質量,從而建立了可以利用人口增長率估算人口增長的截面數據。其次,曹樹基利用戶口比與性別比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戶口數據質量檢驗方法。也即史料中記載的戶數與口數比值如果極大地偏離戶均5口的經驗值,就應當檢驗、校正數據,以及注意到戶口登記中存在漏報幼年女性的趨勢,從而校正數據,消除系統性偏差。

基於人口數據研究,曹樹基提出了關於明清人口增長的四個基本觀點:

(1)人口密集區的增長率低於人口稀疏區。

(2)12至17世紀的長時段人口增長趨勢,北方是高速波動,南方是低速增長。

(3)清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長”的實質是長期穩定的低增長率增長。

(4)至少17世紀之後,中國人口增長已經陷入“馬爾薩斯陷阱”。

中國人口增長是否進入“馬爾薩斯陷阱”?這直接影響到如何評價中國人口增長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因而也是曹樹基與李中清、王豐等人的主要爭論。曹樹基認為,明清兩代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長期低速增長的過程,人口增長已經造成了人均糧食供應減少以及生態環境惡化。其結果是出現馬爾薩斯所說的“事實性干預”造成人口劇減,此後又經歷一個恢復性增長週期。這也就是明末戰爭、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兩次大規模人口損失及其後的人口補償。李中清等認為,清代已經存在主動的人口抑制,清代中國並未落入“馬爾薩斯陷阱”,而且與人口增長相伴隨的是同樣顯著的農業產出增長。[15]

曹樹基批評李中清誤判了中國人口增長模式。李中清等擬合的從明代到清代的中國人口增長是直線增長,而曹樹基擬合的人口增長曲線則是由一個深波谷連接的兩個指數型增長。曹樹基認為李中清等忽略了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人口損失,明清人口增長應當是以此次動亂為分界的兩段指數增長。[16]從現有數據來看,曹樹基等人的人口增長曲線應當是更合乎事實的。

不過,曹樹基等沒有充分回應李中清、王豐所提出的中國人口行為問題。李中清認為,中國的人口行為更強調家族延續,因而長期保持高婚姻率。這樣的人口行為顯然是因為“戶”是中國經濟行為的基本單位,這與13世紀之後英格蘭出現的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經濟行為顯著不同。[17]曹樹基等糾正了李中清對清代晚婚現象的誤判,即男性晚婚的主要因素是貧窮而非女性缺乏,但是對於“戶”作為基本經濟單位與人口行為模式之間的關係還沒有提出有力解釋。

人口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是否有其他的衡量方法?Robert
Allen與馬德斌等人的研究以工資為指標評估經濟成長與生活水平,指出了不同的研究方向。[18]該研究選擇了北京、廣州、蘇州/上海作為觀測指標。《物料價值則例》、《工部軍器則例》中的北京雇工記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的雇工記錄,以及蘇州紡織業的史料是其構建工價數據的核心史料。這個工作的最終目的是驗證19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的人力資本價格是否是偏低的。與倫敦、阿姆斯特丹、立佩茲、米蘭以及京都/東京的比較證實了這樣的看法。並且數據還顯示出以北京為代表的華北工價整個19世紀非常穩定。這項研究最值得中國經濟史研究反思的是,18至19世紀的江南被視作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而且在大分流的討論中也被認為與前工業化時代的英格蘭地區的成長不相上下,但是,這裡的工資水平不僅與北京相差不多,而且遠遠低於英格蘭與西北歐地區,與中東歐地區大致相同。如果工資水平是經濟成長的關鍵指標,那麼18世紀的江南的低工資水平與高農業產出共同構成的是怎樣一幅經濟成長的歷史圖景?

3、產業經濟研究

產業經濟的發展是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重心。與農業經濟史的研究不同,20世紀90年代之前對產業經濟的研究更關注於中國市場如何受到外來資本與產品的衝擊,本土製造業如何在夾縫中生存,也即吳承明所論述的“中國式工業化道路”[19]。2000年之前,產業經濟史研究主要關注的產業是紡織業、煤炭、鋼鐵以及鐵路。尤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纂了一系列經濟史資料彙編及相應研究,這些是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堅實基礎。

2000年之後的產業研究中,區域經濟的互動、鄉村手工業的工業化,以及裝備製造業形成了新的研究動向。但是,這些研究所關注的問題主要仍是在“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延長線上。如前文所述,2009年之後,以區域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有所增加。更多學者開始討論城市化以及區域城市格局形成中產業成長的作用。[20]鐵路建設直接影響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格局,同時,長江三角洲地區鐵路網絡的形成,本身又是江南城鎮格局以及中外經濟互動的結果。[21]

重型裝備製造業在早期的經濟史研究中並不佔據顯著位置,但越來越多年輕的研究者將注意力集中於這一領域。研究興趣的轉移令人聯想到近30年來中國製造業的突飛猛進,以及至今國有企業仍然在市場中具有的獨特地位。事實上,20世紀中國裝備製造業研究的意義已經超出經濟史的範疇,在政治史與科技史研究中也是重要議題。這主要是因為國民政府時期資源委員會的特殊地位,以及1949年之後國家的工業化政策,這些對當代中國社會仍然發生影響。嚴鵬討論了戰略產業如何在國家主導之下發展。[22]孫烈討論了水壓機製造與軍工業發展的關係。[23]以上的研究主要都著眼於兵器工業,中國的早期重型裝備製造,也都是由兵器工業帶動的。這符合彭南生所說的“政府從國外直接引進先進的工業技術、直接創辦大型的機器工業企業,這是一條自上而下的,移植型的工業化道路。”[24]新的研究中,對這類工業移植的道路評價更為積極,也更注重發掘其中的內生性因素。


經濟結構之研究:市場脫嵌與國家行動

不同於以“經濟”自身為對象和注重總量評估的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視角,關注“經濟”與人類社會組織、制度的關係,形成了經濟史研究的另一個視角——結構。如波蘭尼所言,“經濟”、“市場”並非從來就是一個可以被獨立分析的領域,之所以今天經濟學、經濟史可以“經濟”、“市場”之名劃出一個相對清晰的學科領域,是因為我們經歷了一個“經濟”、“市場”從人類行為和生活整體中脫嵌(disembedding)的過程。就中國而論,這個脫嵌過程極為漫長和曲折,不但表現為經濟行為從家庭、社會生活中獨立出來,還表現為艱難地走出國家主導的貢賦經濟之路,即便今天也不能說已經完成。將脫嵌視作16世紀以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心範疇恐亦不為過。

1、市場經濟的“脫嵌視角”

“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範式式微後,希克斯關於非市場體制經濟(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的討論和斯科特關於道義經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早在1990年,岸本美緒已經強調,應當從道義經濟的角度考察中國鄉村社會,後來又以賣妻契約及其司法裁判為例說明了契約、法律、倫理之間的“衡平性”[25]。與她大約同時,陳春聲、劉志偉也提出清代經濟運作具有農戶經濟活動的非市場導向性和整體市場活動的非經濟導向性兩個特點[26]。但他們的討論當時在日本與中國學界都沒有引起更多的迴響。直到彭凱翔最近的著作,才以顯著篇幅從經濟學理角度非常嚴謹地討論了傳統中國的習俗經濟(道義經濟)與“市場的嵌入”。[27]

彭凱翔構建了中國道義經濟/地方習慣、市場原則(自由主義)以及政府法令之間的關係。市場原則的形成過程中,政府法令在實踐中主要尊重地方習慣,但同時,地方習慣幾乎沒有可能進入法律體系。這種關係的結果是:市場原則在地方社會中行之有效,但無法被整合為一個整體的市場原則,進而也沒有可能改變法律體系與政治原則。這正是西方法律體系引入之前,中國的市場與商業發展所面臨的困境。

彭凱翔認為,習俗經濟被特定的權威所把控、擴大,將會進而製造出壟斷利益(如風水與地方士紳的關係)。同時,習俗經濟始終不能進入中國的國家權威與法律,“民間權威的利益主要是地方性的,對於跨地區的習俗形成缺乏興趣。”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習俗僅僅是地方性的,“地方官也難以徵引超過轄區的習俗,遑論推動他們的整合,以形成一般性的慣例。”彭凱翔因而將中國的習俗經濟歸納為“禮法專制”,即“以儒家教義為主的政治倫理在民事上體現為基於傳統或習俗的自由主義。”[28]但彭凱翔同時指出,與韋伯所論相反,在清代中國“看起來非正式的習俗卻是依賴正式制度提供的空間和保障才成立的”,這一點“又使得它的人格化屬性其實非常弱”,與前近代歐洲的地方習俗不同。[29]值得注意的是,彭凱翔的研究與歐中坦有異曲同工之處。歐中坦指出,中國的契約習慣最終沒有進入“帝國的隱喻”,也即意味著契約原則對政治領域無效。[30]儘管沒有使用“嵌入性”的概念,歐中坦事實上表達了與彭凱翔類似的對中國市場習慣的解釋。

2、經濟體系中的國家行動

秦漢以來,中國的跨區域流通市場都是以國家力量為前提形成的,國家也利用這一方式實現資源配置,這是中國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由歷代王朝及其正史定義為“食貨”的範疇,從宋代開始發生變化,尤其是明代中葉之後,明初所建立的實物財政體制發生動搖,賦役制度改革改變了市場行為主體的身份屬性,直接影響了資源配置機制,從而形成了脫離貢賦經濟體制的資本流動形式。劉志偉的研究論證了,隨著明朝國家以白銀作為賦役徵收的編派和支付手段,作為實物財政基礎和運轉機制的戶籍制度也隨之變質,里甲編制的“戶”由賦役供應單位轉變為登記財產稅收的帳戶,為鄉村社會中出現的各種自治組織和運作機制提供了制度基礎[31],在這樣一種新的制度基礎上,一方面以新的方式延續著貢賦經濟在貨幣流通和市場運作中的主導性,另一方面也為市場活動從王朝的編戶齊民控制體制中解脫出來提供了制度空間。從16世紀開始,一個越來越具有獨立自主性質的市場領域開始逐漸發育,市場開始緩慢地從政治權力網絡和社會體系中脫嵌。

市場整合、裹挾了分散的資源,彙聚成國家權力之外的一個資源集聚場域,而人、物、錢等橫向、縱向流動性的顯著增強便是這一過程最明顯的標誌。一方面,這為國家提供了新的資源攫取對象和途徑、以及借助市場機制達致財政目的的新手段:另一方面,也由於市場事實上成為可以與國家權力抗衡的另一股力量,國家財政必須面臨市場波動可能帶來的挑戰。從15世紀到18世紀,中國社會經濟實現了一個根本性轉變。從國家權力役使商人力量實現遠距離財政性物流(假如我們認為此種情況下存在所謂“市場”的話,那麼這就是一種嵌入與政治權力網絡中的市場),轉變為國家利用市場機制來達成目的。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不但是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現實課題,也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核心課題。

隨著15世紀和16世紀上半葉的一系列賦役、鹽法改革,以及白銀流入、商業化,洪武型社會生產關係受到極大的衝擊。國家開始探索應對具有較高流動性的社會和市場的治理新技術,比如如何向資源密集的流通領域攫取財源,如何應對物價波動。礦監稅使、鹽引的國債化、鑄錢都可以看作這種探索的一環。[32]而國家財政用銀,對外來白銀起到了巨大的吸納作用,似乎消解了本應發生的通貨膨脹。[33]不過,財政上白銀收支與市場上貨幣量變化的具體關聯機制目前尚不清楚。

18世紀,清朝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財政經濟治理技術。一方面,它以稅額長期相對穩定的土地稅應對常態支出;另一方面,面對流通中資源量的擴大、積聚大量資源的大商人出現,國家在考慮徵稅成本前提下,在採取了定額稅收(關稅和鹽稅)與不定時命稅關監督辦差、鹽商報效相結合的方式,依靠後者調節解決皇室營建和戰爭軍費的不時之需[34]。如果說明初抓住編戶是抓住資源生產環節,那麼18世紀國家對生產環節已經採取了包稅政策,而將重點轉向流通領域。

19世紀後期,清王朝面臨著兩項新的挑戰。一方面18世紀建立起來的銀錢比價維持機制失效,造成了外省財政危機和社會動蕩。另一方面,因應於世界局勢,從洋務運動開始,特別是甲午戰後,國家開始學習施行一套新的“經濟政策”。[35]中國的國家與市場關係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具有國家背景的資本參與市場競爭。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現了招商局一類“官督商辦”的企業。黎志剛等人對招商局的研究中,從官僚資本的角度理解這一問題[36]。倪玉平重新解釋了招商局建立的過程,他認為洋務派建立招商局,直接原因並非解決漕糧運輸,而是為了借此籌集資本,建立國有航運與造船業。[37]換言之,中國的國家資本最初參與市場時,具有意識形態的一面,並不純粹以利潤為目的,而是將此作為擴充國家實力的一部分。這一傳統深遠地影響了國有資本背景的企業的行動模式。

現代中國的市場脫嵌過程,在抗戰爆發後發生逆轉,以資源委員會的建立為標誌,民國政府轉向國家資本主義和統制經濟。共和國建立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理念直接來自蘇聯,但具體執行班底中卻不乏資源委員會的舊部。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市場從政治權力網絡中脫嵌的過程才再度重啟。格龍申科于20世紀初從19世紀60年代沙俄的研究中解釋後發展國家工業化進程,曾經提出一個假設:“一個國家的經濟越是落後,由旨在增加新生的工業部門的資本供給(此外,還為它們提供更少分權化的以及具有更豐富信息量的企業指導)的特殊的制度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就越大。一國的經濟越落後,就越是宣稱這些因素的強制性與綜合性。”[38]對中國近世經濟的複雜曲折發展的研究,能否從有關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的制度因素之間關係的考察中,更新、修正經濟史研究的經典範式?我們對此寄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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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經濟成長與經濟結構是經濟史研究中最關心的兩個進路,近20年來,兩個進路都出現了大量優秀的個案研究。就經濟成長研究而言,人們關注如何獲得更為準確的產量數據、人口數據,各家數據之間的差異也進而造成了對明清經濟走向的不同評估。近代工業研究也在“中國式工業化道路”既有的研究思路中扎實推進。經濟結構研究中,以市場與貨幣研究為切入點對習俗經濟/道義經濟的討論,以及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研究,促使我們反思經濟史的根本問題:何謂市場?市場如何形成?經濟體系中市場體制與非市場體制如何糾纏整合?從中國近世至當代的經濟史中引出的這一反思,以及循此方向深化的實證性研究,或許可以超越中國史範圍,為重構一般的經濟史認識、經濟學理論提供新的核心議題乃至新的理論體系。

(作者:趙思淵,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講師;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申斌,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1]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3年。

[2]
李伯重:《明清江南生產力六論》,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85年。

[3]
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10頁。

[4]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Philip C. C. Huang, “Communications
to the Editor”, Journal of Asian Study, Vol62 issue1, 2003, pp.
157-167.中譯本見黃宗智:《再論18世紀的英國與中國——答彭慕蘭之反駁》,《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21頁。

[6]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7]
李伯重:《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三年間華亭—婁縣地區水稻畝產量——一種新研究方法的嘗試》,《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55-64頁。

[8]
封尊五:《關於〈浦泖農諮〉一書》,《松江文史》第8輯,1987年,第49頁。

[9]
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06頁。

[10]
方行:《清代江南農民的消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3-100頁。

[11]
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華亭—婁縣地區的GDP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12]
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第77頁。

[13]
史志宏:《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糧食畝產量及總產量再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52-66頁;史志宏:《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中國耕地面積再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85-07頁;史志宏:《關於中國歷史GDP研究的點滴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3-5頁。

[14]
彭凱翔:《人口增長下的糧食生產與經濟發展——由史志宏研究員的清代農業產出測算談起》,《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38-4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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